至真至诚朱镕基：对有的政府干部吃吃喝喝最生气(图)

2013年08月30日 14:10
来源：环球人物作者：许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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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孤儿，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在首发式现场，一段8分钟的珍贵视频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视频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竞选演说”为主，穿插了他后来践行承诺、开展工作的镜头。

这次演说发生在1988年4月25日，大会投票选举市长之前。这也是朱镕基首次开诚布公地谈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原定15分钟发言时间，在800多名人大代表几十次雷鸣般的掌声中，延长至一个多小时。

“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演说中，朱镕基还诚恳地做出了自我评价。“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

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计委、10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时间，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25年过去了，这段演说依然令人热血沸腾。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感慨万千：“作为市长候选人，在选举前不谈优点，而是严肃、认真、郑重地讲了自己三条缺点，这是至真至诚。他曾经因为讲真话而受到错误处理，经历了种种坎坷，但他并没有变得谨小慎微、圆滑世故，始终保持了光明磊落、求真务实的人生锐气。在当下许多地方和单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已经沦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情况下，看到朱镕基的这些话，备感亲切，深受教育。”

自我批评的精神贯穿了朱镕基在上海的政治生涯。1988年8月6日、1989年12月20日、1990年8月24日，他连续三次在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对自己听取意见不够进行自我批评：

“对下级有点粗暴，总是不很耐烦……人家正在加班加点地干，你还要去批评、挖苦人家，实在是不近情理。这一点我确实是要很好注意，这与自己思想意识上长期的毛病有关系。我感觉到，如果让我这个毛病发展下去，将来会脱离群众，很多事情会办不成、搞不下去。”

“现在有些局长反映比较怕我……一个局长，人家也是个不小的官，几十岁了，你当面给人家下不了台，确实使人家以后不愿给你提不同意见了，这样就堵塞了言路，不利于党的工作。”

“去年我检查说，我在发扬民主、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听取不同意见方面还做得不够。今天检查起来，恐怕我这个毛病自上次检查以来没有改好……我的气量也太小，刚才力平（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力平）同志给我提了意见，我一下子把你打回去了……刚才我给经权（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毛经权）同志提出他缺乏自我批评，实际上我也缺乏自我批评，这要引起我的警惕。”

“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

“先生是在上海非常困难的时期去工作的。”朱镕基带的第一个博士生、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赵平回忆道。1987年底，中央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委副书记。他到上海工作的第一天，早晨下火车，下午就去听市财政局的汇报。“当时衡量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是看财政收入。1987年上海的财政收入与几年前相比不增反降，经济形势堪忧。”

面对上海的实际困难，朱镕基开出的药方是“大进大出”，要求上海放眼世界，大量吸引外资进来，生产的产品也要大量出口到国际市场。

但当时，上海的投资环境并不好。1988年4月，朱镕基当选市长后，多次痛陈上海的硬环境：“现在上海的脏、乱、差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在路上走，到处是垃圾。”“城隍庙是国际知名的……现在连珠海的九洲城和经济特区的好多集市都比不上……人在下面吃东西，上面晾着尿布，这样外国人怎么能去？”“园林景点里的厕所，这是谁出钱啊？有钱没有？厕所都解决不了，怎么能行？”

更大的问题是软环境，各部门都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作风。1988年7月，在市长办公会议上，朱镕基讲了一件自己“走后门”替外国人买票的事。“现在上海从机场、港口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出不去，买不到票，局长那里留了票，处长那里留了票，科长那里留了票，到窗口根本就没有票了。你要买票，得走好多后门，想种种办法……有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那个，他上次见我，谈完话以后说，请你给我买一张飞机票，我想回北京，我回不去。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投资也不会来。”

一张飞机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个项目了。据统计，当时上海一家合资企业的项目审批得盖126个图章，历时15个月，涉及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朱镕基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抽调有关委办局的得力干部，成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凡是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合资项目，都由这“一个窗口、一个图章”解决。1988年6月，朱镕基对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斯洛茵详细介绍了“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情况：“如果你们到上海来投资，要找伙伴，找陆国贤先生（上海市外经委副主任），你们一进门就到他那里去。投资伙伴找到了，谈判快成功了，要批项目的时候，你们找吴祥明先生，他是上海市计委副主任。当你们的项目进入实施阶段，要征地、建设，要用公用设施、水、电、煤气等，你们找叶伯初先生，他是上海市建委副主任。你们的项目投产了，如果不能正常生产，又缺电、又缺原材料等，找明志澄先生，他是上海市经委的副主任。”

“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大大提高了上海市引进外资的工作效率，缓解了上海缺钱的困难，外商形象地把朱镕基称作“朱一敲”。

“质量是上海的生命”

外资进来了，还要解决上海产品的质量问题。赵平回忆，1988年10月28日，联邦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格里希应朱镕基之邀，一个月里查看了17家上海企业。“格里希发现了很多问题，都是同样的性质：玻璃厂的窗户玻璃都是破的；车间里的工人们把零件扔来扔去；活塞厂生产的摩托车活塞，上面的毛刺可以用来刮脸……先生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让格里希给1200多名厂长开大会，谈产品质量的重要性。”

朱镕基分析了产品质量下降的原因。“市技术监督局检查产品质量，12种葡萄酒没有一种合格，没有严格执行检验制度嘛。另外就是财贸系统拿回扣，把那些假冒伪劣产品都弄进来……我们生产的煤饼大多是不合格的，对这个我就奇怪透了。上海连火箭也生产出来了，人造地球卫星也生产出来了，合格的煤饼却做不出来，这真是笑话！不认真到这个程度了……这样的产品质量怎么开拓国际市场？质量是上海的生命。”

对质量问题，朱镕基主张严惩。1989年7月，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部分职工给朱镕基写信，反映在“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国产化工作中，某些处室领导明知启动马达、发动机等产品质量不过关，但为了片面追求指标，暗示厂领导以咨询之名向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送礼，使鉴定得以通过。朱镕基愤怒批示：“请陆吉安同志（时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严处，此风决不可长。如属实，要‘杀’一儆百，不惜‘牺牲’。”他还亲自在批语后注释：“‘杀’是严厉的行政处分，直至免职；‘牺牲’是推倒重来。”

朱镕基布置给赵平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研究》。“当时导致产品质量差的原因很多，涉及到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我进行初步研究后，产生了畏难情绪，向先生汇报，希望换个题。先生对我说：‘产品质量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正因为它很难，才需要有人去研究。你一定要做好，否则，不仅砸了你的牌子，也砸了我的牌子。’”

“我们得人心，就是抓了‘菜篮子’”

除了经济形势上的困难，朱镕基履新上海时，还面临一个艰巨的难题：经济问题加剧了1200多万市民的生活困境。吃饭，物价上涨；出行，交通堵塞；住房，拥挤不堪。衣食住行4件事，3件市民都有怨气，整个城市士气不振。再加上1988年春天，上海暴发甲型肝炎，近30万人感染。市传染病医院里，连停车棚和浴室都躺满了病人。病情稍轻的拎着折叠钢丝床挤在病房外，都不是等床位，而是“等空隙”。面对此情此景，忧心忡忡的朱镕基发出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焦急感慨。

“甲肝危机”考验了新市长的执政能力。到了夏天，甲肝流行势头终于过去，全市没有死一个人。如果说4月的“竞选演说”让800多名人大代表对新市长有了信心，那么战胜甲肝让1200多万市民对新市长有了信心。一名曾感染过甲肝的纺织工人向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市长有两下子。”

朱镕基把突破口放在“菜篮子”上。他分析，交通堵塞、住房紧张都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欠账，是爆炸性问题；修路、盖房难度太大，都不是一年两年能办好的，但“菜篮子”是老百姓天天够得着、看得见的。“说来说去，只有副食品工作多少具有一定的基础，有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善。这件事关系到千家万户，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办好了，就可以振奋上海的士气，让市民看到市政府还能干点实事，其他的事情才比较好办。”

1988年6月，朱镕基在和复旦大学师生座谈时，详细阐述了搞好“菜篮子”的一系列思路。“我们要把所有菜场统统开起来，让农民进城，小贩也可以进菜场，让国营菜场、集体菜场有个竞争的对手。另外，要鼓励他们去搞食品加工，把储存、保鲜搞好……我们还要调整食品结构，1斤猪肉要5斤饲料粮，1斤鸡鸭只要2斤饲料粮就够了。鸡鸭靠郊区完全能自给自足，而猪肉有四分之三要从外省调运进来，鸡鸭的营养又比猪肉好，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家禽，改变一下食品结构。”

与“菜篮子”密切相关的还有物价问题。“我们得人心，就是抓了‘菜篮子’；要是不得人心，就是‘菜篮子’涨价。”当时，上海的物价问题比其他省市更有压力。“原材料涨价，群众感觉不到，谁也不要吃钢材，也不穿棉花。上海的产品主要是消费品，一涨价就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