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曾问院士市长：我们可否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13年09月02日 09:12
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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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新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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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回首来时路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2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积累了重重问题。重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胎动和诞生时的风风雨雨，剖析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迈过的重重关隘，有利于我们鼓足勇气再度出发，坚定推进改革深化。

整整20年前，1993年的夏天，一个25人的写作组聚集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上。组长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温家宝，起草组成员来自中央各部委，其中有十多位经济学家。

这个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的起草组成立于当年5月底，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它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11月中旬，这份名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文件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全票通过。

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行动纲领，它将中共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具体化，勾画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20年过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可是它的来龙去脉却鲜为人知。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1991年8月19日，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前苏联“八一九”事件。

当天，邓小平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中央负责人：苏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紧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事件。

据多年后各方面信息交叉佐证，正在外地视察的江泽民紧急回京，第二天来到位于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邓小平家中。

邓小平告诫这位两年前在紧急状态下接任总书记的晚辈，“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的道理要讲够。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经验，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的坚定目标。即使中国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也毫不退让。

风波平息不久，邓小平就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他在同时任总理李鹏谈话时还特别交代说：不要提以计划经济为主。

但是在一些人士眼里，改革开放正是政治风波的罪魁祸首。在各种媒体上，充斥着反对“和平演变”、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它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宣称，“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是中国的“双重任务”，“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反对改革的人们重新挑起计划和市场的争论，而且将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进一步上纲为“姓‘社’姓‘资’”的问题。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于是，“市场化”被斥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

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不同主张的经济学家当场激烈交锋。反对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批评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的，但是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问题丛生。薛暮桥、吴敬琏等少数经济学家坚持市场化改革，据理力争，呼吁应该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座谈会之后，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里，“吴市场”深含“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贬义。

在经济问题座谈会前四个月，邓小平与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表示，“我担心经济滑坡。”事实上，对于市场的大规模批判已经引起社会混乱，改革停滞，企业家人心惶惶，经济滑坡，市场萧条，中国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1989年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掉到了4.1％，1990年进一步下滑到3.8％。

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他同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几次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发表了“皇甫平系列评论”，宣扬改革开放。文章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海内外反响强烈。然而，就像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所说那样，“1991年的这把火并没有点着”。皇甫平的文章反而遭致围攻和批判。

北京的《当代思潮》杂志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指责“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面对前苏联的突变和国内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冷静观察，没有公开发言。他对江泽民说：“总结经验，‘稳’这个字很重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三个关键问题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国内围绕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也极为激烈，如何推进改革开放仍是一个问题。

当时朱镕基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作为过去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老同事，吴敬琏向他反映了经济学界对主流媒体批判皇甫平的不同意见。朱镕基说，皇甫平文章的基本内容，都是邓小平春节时对他本人讲的，“现在有人要批判。他们要批判到哪里去?!”

多年以后，郭树清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经过十年的顺利推进，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1988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双重体制并存导致经济秩序陷入严重混乱，1989年又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波，中国改革自然地也是必然地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需要认真总结、反思，明确新的目标。”

1991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林毅夫接到周小川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加将于中南海举行的座谈会。

当时43岁的周小川是中国银行副行长，他的父亲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和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江泽民的老上级。在20世纪80年代，周小川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及许多经济课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曾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周小川告诉林毅夫，要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好发言准备：第一，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为何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还表现出了勃勃生机？第二，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为何出现了前苏联东欧的变局，丢失了社会主义政权？第三，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三个问题都是江泽民直接提出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外交部等部门的20余位学者陆续接到了通知。他们意识到，这三个问题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关心、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判断，自从列宁在1916年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以来，“垂死论”已经成为不可怀疑的“真理”。1989年，有党内元老在和新任一位政治局常委谈话时还说，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政策，让一些人士更加起劲地鼓吹“垂死论”。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何方曾撰文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里的一些论断已经过时。1990年3月，在邓力群主持的关于帝国主义论的座谈会上，何方受到了批判和指责。

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后，北京一家大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重申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关系到如何判断中国所处的时代。假如坚持“垂死论”，那么世界就仍然处于列宁所断言的“革命与战争”时代，对抗和战争不可避免，中国的建设难以安心进行，改革开放更无从谈起。

“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大门关上”

1991年10月中旬，正是秋风落叶时节，来自不同部门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走进中南海，其中经济学家有十多位。

史料披露，对于座谈会的参加者，江泽民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说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名－2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够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

主持会议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他说，我们这个会是内部研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会议也不做结论，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首先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开始。江泽民提出，为什么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生产力还有了很大发展？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限于当时的环境，学者们准备的书面发言都比较谨慎。但是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与会者开始放下思想包袱，脱离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