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曾问院士市长：我们可否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13年09月02日 09:12
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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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也赞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此前他曾向江泽民、朱镕基介绍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的过程。座谈会期间吴敬琏恰巧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在中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著作，这本完成于两年前的书难以面世，最后更名《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并且罕见地由三个社领导签字共同承担风险，才最终出版。

与会的经济学家们都是倾向于市场经济的，但是教育背景差异大，具体观点不尽相同。经过讨论，多数与会者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

一些人还提出，应当由国内外市场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发挥引导作用，不能把责任都放在计委和信息中心。

深谙现代经济学的周小川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有两项主要功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他在发言中还巧妙地触及到了姓“社”姓“资”的敏感话题，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是要改进并收缩计划，二是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陈东琪、刘国光等人谈到，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丰祥认为，可以搞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特别要发展公有为主的股份制；要搞活大中型企业，减轻国有企业包袱；加强股份制改造，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筹资方式，而是涉及计划、投资、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产权清晰，企业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重点谈了企业改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人为选择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必须进行改革。

张卓元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总体上要坚持渐进改革，但分领域、分地区应当加快。

郭树清在发言中说，一个符合现代商品经济规范的新体制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在面前。在这个新体制里，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市场，一切市场关系都受计划调节，市场成为协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机制，计划就是间接型的宏观管理。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并获取与其劳动成果相符合的报酬；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责是，提供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开展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在1991年的11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曾口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周小川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写道，“将计划与市场关系描述为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既能衔接又能发展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并强调这是一种原则上不同于传统体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其自身的新的理论框架。”

江泽民后来也曾回忆说：1991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西方经济学。我得出结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以后，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

终成正果

1991年12月25日，存在69年的苏联解体，此时距离最后一次座谈会仅有11天。国内“反和平演变”的呼声高涨，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更加严峻。

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专列南下，先后在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邓小平时代》这样评论道。

在南行的第一站武汉，邓小平就对当地领导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离开的时候他又说，“你们要把我这个话整理送给党中央。”

在南方谈话里，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抵达上海不久，江泽民打来电话给他拜年。次日，在中央春节团拜会上，江泽民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先后批准下发了20多个刊登邓小平谈话的文件。

4月21日，江泽民收到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一封信。此前，江泽民要求国家体改委对下一步改革提出建议。陈锦华召开广东、山东等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与会者都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建议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陈锦华还在给江泽民的信中附了基辛格给他写的一封信。这位与中国友好的美国政治家认为，当今时代变革“中心是朝向市场经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们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总的来说，市场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4月30日，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一份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建议，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的概括”，并提出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理想的方案。

4月底的一个晚上，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徐匡迪应邀来到中南海。这位曾系统研究过国内外经济学理论的院士市长后来回忆说：江泽民突然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徐匡迪有点不敢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太大，没有人这么说过。

6月9日，距离十四大召开已经不足百天，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列举了当时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上的三个提法：第一个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第二个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这个讲话非常敏感。因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党内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在一个对措辞的微小变化都十分敏感的文化中，这个新术语不啻一颗意识形态炸弹。

据周瑞金介绍，江泽民讲话前曾征求邓小平意见，邓小平担心新提法会导致党内分裂。不过，中央党校讲话后，江泽民来到邓小平住地汇报，邓小平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他说，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一个主题了。

四个月后，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在目标模式确定后，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在玉泉山上，文件起草组经过近半年的工作，完成了一万五六千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细致安排。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停滞四年的改革重新启动，中国开始公开推进市场化进程。

耐人寻味的是，几乎同一时期，世界各国的市场化进程也在加速。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除了极少数几个小国外，世界各国都实现了经济市场化。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市场。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在一次会议上比喻说，“这是一场把亚洲、东欧、拉美和非洲几十亿人送上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的运动。”

1993年以来，由于加速推进市场改革，中国经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整整2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一直以超过10％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升至第二位，人均收入迅速增加，总体上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没有错过“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

温故知新

2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回首当年，张卓元认为，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这11次座谈会把中国新体制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江春泽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任何社会通往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这位年届八旬的经济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20年前改革倒退，仍然惧怕市场经济，那就很难避免苏东国家当时的‘多米诺效应’，而一旦社会动荡，改革与发展再打乱重来，付出的代价就要沉重得多，老百姓为此要承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了。”

陈东琪说，如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不及时提出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推进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甚或倒退到计划经济，“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速度没有这么快，发展成果没有这么大，而且也难摆脱大起大落的循环，也可能被严重的外部危机拖下水，陷入持续衰退之中”。

不过，当年参加座谈会的多位经济学家认为，在世纪之交初步搭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后，中国改革却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积极推进，而是放慢进度，有些方面甚至迟滞倒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作用以及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多限制，公平竞争、包容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

吴敬琏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王慧炯、李琮等人在采访中都提到，中国的体制至今仍然深受前苏联影响，一些人对前苏联解体的评论往往折射出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傅丰祥说，改革之所以越来越难，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留恋旧体制，不愿意放弃特权。当年也有特权，但是不如今天这么巨大惊人”。

郭树清则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显现的突出问题，主要根源还在于社会方面，其实质是社会管理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旧体制转变出来，没有建立起适应新型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早在2010年，这位学者型官员就呼吁“告别狭义的改革”，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作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改革充满挑战，因为中国的转型具有双重使命：既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又要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

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认识到，经济发展起步以后，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可以顺利地不断前进，相反，由于旧制度的存在，经济发展会使得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趋于紧张。在中国这种紧张关系更是频繁不断出现，因此中国改革经常面临进与退的艰难选择。

自从1978年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改革充满曲折。尤其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让这一进程再次停摆。此后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化面临中断的危险。

不过，通过将改革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顺利走出困境。就像周小川所说：“这一提法所确立的中期目标为今后20年（甚至20年以上）的经济体制改革给出了一个稳定的导向，统一了思想，避免了无休止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徘徊，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前瞻性和推进性。”

今天中国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另一方面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贫富差别悬殊。中国改革再度面临艰难选择：今后10年乃至20年的发展主要依靠什么驱动，如何推进平稳转型，跨越中国的“卡夫丁峡谷”？

历史告诉人们，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唯一的出路就是正视中国的现实问题，解放思想，集思广益，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坚持不断的、深入的改革。这既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作者：《财经》记者马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