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缘何实行“休克疗法”激进式转型

2013年10月25日 22:18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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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缘何实行“休克疗法”激进式转型

陆南泉

我们在前八篇论述了苏联各历史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接下来将研究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在独立执政后的经济体制转型进程、成效、问题与趋势。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论述这个时期经济体制转型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以下问题作一个简要说明。

笔者在苏联解体前（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用经济体制“改革”一词，但从叶利钦时期开始，用经济体制“转型”一词。为何用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原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是，通过一些对原体制的改进、改良来对现有经济体制加以完善，而不以根本改变制度为目标。与此相反，转型则意味着发生实质性的、制度性的变化，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按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的说法，在原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前，所作的一系列改革尝试，“其目的在于对旧制度的完善，而不是引入新制度。”他进一步解释说：“应当将市场化改革与向市场经济转型区别开来。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型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只要目的在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并通过使之完善而得以维系而不是完全抛弃该制度，那就是在对它进行改革。而转型则是要通过完全的制度替换和建立新型的经济关系来废除以前的制度。”（[波兰]格译戈尔兹·W·科勒德克著、刘晓勇等译：《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34页）鉴于“改革”与“转型”上述内涵的划分，十分明显，叶利钦执政后所推行的是转型。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谈到具体体制变革时，还是用“改革”一词。

苏联解体时，给俄罗斯留下的基本上仍是传统的经济体制，因此，俄罗斯独立执政后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加速经济体制的转型。现在俄罗斯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转型国家。我想，这不只是因为俄罗斯是个大国，还在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发源地，并且实施这一体制模式的时间最长。斯大林时期形成、巩固与不断发展并凝固化的传统体制模式，在以后的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未能进行根本改革，俄罗斯面临的体制转轨任务最为艰巨。

激进式“休克疗法”转型的历史背景

有关转型方式的争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即1990—1991年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争论已十分激烈，并提出了一些过渡方案。这些方案分别被称为“渐进的”、“激进的”（后来被称为“休克的”）和“适度激进的”三种。据当时社会民意调查，赞同第一种方案的占10%；赞成第二种方案的为30%，赞成第三种方案的为60%以上。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他一上台立即进行激进式“休克疗法”转型。

原苏联东欧各国中的多数国家，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实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其基本内容一般可以归结为自由化、稳定化与私有化。俄罗斯在1992年初围绕这“三化”推行的最重要和最早出台的一项措施是，从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结果是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接着，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企图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1996年，私有化的企业和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分别占俄企业总数与GDP的比重约为60％和70％。

为什么俄罗斯政府选择实行“休克疗法”式的激进转型？有些人认为，这主要由于在政治上刚刚取得主导地位的民主派为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取得西方的支持所决定的。实际上，当时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民主派之所以选择“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有更复杂的原因。

苏联历次经济改革失败是叶利钦决定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原因。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未取得成功，其原因很多。从经济体制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共同性原因是，没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作为改革目标。因此，在苏联解体前，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均未解决。没有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改革理论的研究与改革实践主要集中在使计划与市场两者结合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与发育市场体系问题上。

在苏联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强调要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放弃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包括不放弃指令性计划。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往往体现在指令性指标数量的增减方面，结果造成残缺不全的指令性计划与发育不良的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局面。

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滞和僵持于这个格局中，使得本来不正常的经济关系更加扭曲，经济更难以正常运转。苏联时期的价格改革也没有围绕为形成有竞争性市场价格体系这个根本目的来进行。没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体制，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只能是一句空话。

“到80年代末，俄罗斯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实际上已达成共识。”（[俄]JI·q·科萨尔斯等著、石天等译：《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普遍认识到，只有向市场经济过渡，才是唯一的选择。俄民主派在确定以建立市场经济模式为改革方向之后，总结过去改革的教训，决定改变过去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纸上的做法，采取实际行动，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此来解决当时俄罗斯面临的依靠传统体制根本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这说明，当时俄罗斯“转轨进程启动缘于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

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是促使俄罗斯新执政者实行激进改革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199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3％。而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民收入下降11％，GDP下降13％。财政状况与货币流通已完全失调，消费品价格上涨了1倍多（101.2％）。外汇危机十分尖锐，载有进口粮食的货轮停靠在俄罗斯港口而不卸货成为惯常现象，因为没有外汇去支付粮款、装卸费和运输费。（参见[俄]A·B·乌留卡耶夫著、石天等译：《期待危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进程与矛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0页）

国家不得不在所有城市实行严格的票证供应。到1991年末，苏联居民食品供应量是：糖每人每月1公斤，黄油0.2公斤，肉制品0.5公斤。即使按这个标准也缺乏实际保证。零售贸易中的商品储备减少到破记录的最低水平——只够消费32天。1992年1月，粮食储备约为300万吨，而当时俄国内粮食消费每月为500万吨以上。社会局势紧张到了极点，人们纷纷储备，惟恐食品完全匮乏。

1991年10月—1992年4月，笔者在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为访问学者考察当时正处于准备与起始阶段的经济转型，亲眼目睹这个时期苏联（俄罗斯）市场商品奇缺的状况，比人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真是“空空如也”。

对新上任的俄罗斯领导人来说，面对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局势，实行渐进转型已不大可能。正如俄学者指出的：“在俄罗斯(苏联)利用中国改革经验，也许在这一经验出现前的十几年是可行的。当中国改革的经验出现的时候（70年代末），俄罗斯的原社会经济体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与其说是需要医生，不如说是需要挖坟者了。”

巨大的心理与政治压力。俄罗斯新执政者一上台，在以什么样的速度推行经济体制转型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心理与政治压力。人们对旧体制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已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又看到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丰硕经济成果，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转型国家，从官方到普通居民产生一种“幻想与错觉”，似乎经济只要一向市场经济转型，马上就可以摆脱危机，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并很快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正是这种压力成为俄罗斯加快改革步伐的催化剂。从这个意义讲，俄采用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进行经济体制转型，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意。

通过激进转型尽快摧垮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使得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变得不可逆转。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执政，民主派取得了领导权。但是，民主派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面临着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力量的挑战。当时在俄罗斯国内，各种反对派的力量对民主派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都持赞成的立场。就是说在民主派上台初期，俄国内面临着国家向何处去的争论与斗争，斗争的核心就是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另外，虽然以叶利钦总统为中心的国家执行权力机关已成为国家强有力的权力，但也应看到，另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是由左派俄共等反总统派居主导地位的。

鉴于上述政治背景，在民主派看来，必须加速经济体制转型进程，特别是要加快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速度，从根本上摧垮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最后达到体制转型不可逆转的目的。2001年12月29日叶利钦对俄电视台《明镜》电视节目发表谈话时谈到，1999年底他所以能下决心辞职，因为他坚信在俄罗斯转型已不可逆转。

政治局势也是促使新执政者推行经济激进转型的重要因素。1991年“8·19”事件后，那时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实际已停顿。“联盟国家机关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四分五裂。”“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监控实际上都不起作用。”这是因为，“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它产生于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和瓦解过程之中”，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旧的国家调节经济机制陷入崩溃。”在这一期间，大家忙于政治斗争，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取缔苏共，最后是苏联解体。这样，在俄罗斯已不存在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掌了权的民主派，在上述政治情况下，下决心实行激进的改革。

弗拉基米尔·毛在论证“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像中国那样，通过渐进的方式启动和实现经济转型”时指出：“中国模式的关键是（转型开始时），中国的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着全国局势，……而俄罗斯的自由化改革开始时，不仅没有强大的政府，而是根本就没有政府——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仍只是停留在纸上。”（转引自《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3期）

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从历史逻辑来看，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民主派推行的激进转型，是承袭了戈尔巴乔夫下台前的1990—1991年所形成和提出的改革设想。经过激烈的争论与斗争，在1990年苏联已先后提出了四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文件，制定了400天或500天快速转型的计划。因此，叶利钦、盖达尔执政后，从历史逻辑上来说，推行激进转型是顺理成章的事。据俄罗斯《独立报》2010年4月20日的一篇报道，曾有人问叶利钦：“您最幸福的一天是哪一天？”他回答说：“我最幸福的一天是第501天。”

上述分析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俄实行激进转型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也充分说明，到了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中已积累了能够破坏一切的能量。寻找一个宣泄这股破坏性能量的出口是俄罗斯转轨的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讲，激进式“休克疗法”不过是释放1991年俄罗斯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破坏性能量的一种较为可行的策略选择，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危机应对策略。这正如盖达尔所说的：到了1990年秋天，很明显一场危机就要爆发了。一场革命就要来临，在这种背景下，有秩序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剩下的就是如何对付危机。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在分析上个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之所以采取激进转型方式时指出：盖达尔政府开始的改革，“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不是有人从外面命令我们做的。这是已经成熟了的、使人困扰已久的变革，是由整个俄罗斯的历史进程所准备好了的变革。这是我们国家命运中不能避免的转折。”有人说，在俄除选择激进转型方式，别无他途的说法，十足是一种宣传伎俩，是给不明真相的人强行灌输一种观念；另有人说，俄选择激进转轨方式，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还有人说，俄实行激进转型方式是完全屈从西方国家的压力……笔者一直认为，对俄采取激进转型方式原因的分析，应该从当时俄面临诸多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去探究，切忌简单化，更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套用中国的做法才是正确的。

有关激进、渐进转型方式的几点看法

有关激进与渐进两种转型方式的评价，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学术界至今存在不同看法。它既关系到经济转型的理论问题，也关系到对这两种不同经济转型方式实际绩效的评价问题。这里，笔者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首先，不能以激进和渐进来划分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这只是过渡方式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与方式。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基本上有两种：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其次，从过渡速度来划分渐进与激进也是相对而言的。有不少激进的改革措施具有局部性与临时性的特点。从波兰头5年来的激进改革过程看，也很难认为全部变革都是激进的。俄罗斯政府也在不断调整政策，逐步放弃“休克疗法”初期的一些做法。中国采取渐进方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这30多年来的整个改革过程来讲的。在各个领域、各个时期，改革的速度也不都是一样的，有时慢一些，有事快一些。应该认识到，“即使是激进的改革也有渐进的性质。”

第三，国外有些学者有这样的说法，即认为渐进式向市场经济过渡必然要失败，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然也不能笼统地认为渐进方式一定要比激进方式好。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的过渡未取得成功，不等于波兰也不成功。波兰1990年实行休克疗法之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较快地出现了经济的增长。这表明波兰实行激进式过渡，较快地获得了成效。

第四，一个国家采用激进式的过渡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它们或者是在多次采取措施而仍无法控制通膨时，被迫一次性放开价格；或者是在国内市场极其不平衡、赤字庞大、通胀失控、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完全崩溃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有效控制逐步地实行价格改革已不可能，而不得不采用激进方式。

第五，从实行渐进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些国家情况来看，也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进程必然很慢。拿匈牙利来说，它是东欧诸国中实行渐进式过渡的典型。虽然在转轨的头几年它离发育完善的市场体制还有较大距离，但匈牙利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即价格早已基本放开，价格结构有了很大调整，传统的计划体制已经打破，市场调节的作用大大加强，市场经济的因素明显增多。另外，匈牙利的某些措施，如在企业破产方面，比实行“休克疗法”的波兰迈的步子要大得多。所以，渐进式决不是慢慢来，更不是走走停停，同样需要迈大步。

第六，人们对激进过渡方式所产生的问题容易看得比较清楚，如生产下滑速度快，通膨失控，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增加，承担的风险大等。但容易忽视渐进过渡方式存在的问题，如过渡时间拖得较长，在较长时间内价格仍不是市场价格等。渐进的过渡方式容易把问题与矛盾掩盖起来，搞得不好有可能使问题越积越多，使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另外，由于渐进式过渡时间较长，在过渡期会出现双轨体制的运行状态，尤其是价格双轨制，难免会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企业行为短期化，为官倒、私倒创造条件，成为产生腐败的—个重要因素。所以，不能忽视渐进式改革的负效应，而应该力争在实行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把它带来的负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七，不论采取那种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过渡的主要内容是相同的：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造，改变独占的、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建立起多种所有制形式，在此基础上，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使市场机制在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转换经济的运行机制，即由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行政机制转换成市场机制；改变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与方法，即由直接的行政方法的调控改为间接的经济方法的调控，转变政府职能；在形成与培育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八，从原苏联与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方式的发展过程看，其趋势是渐进与激进两种方式的混合，但侧重于渐进式。搞激进转型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后转向渐进，并不意味着对前一段时间激进改革政策的根本否定，亦不是什么纠偏，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原苏东国家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转型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一些国家通过激进式转轨是为未来整个经济改革过程与制度建设创造初始条件。按科勒德克的看法，经济稳定化和自由化可以以激进方式达到，而结构改革、制度安排与现存生产力的微观结构重组则必须是渐进进行的。所以，笔者认为，如果从通过转型达到制度建设的目的这一角度讲，所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其经济体制转型实质上都是渐进的，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以上的分析说明，不要对激进与渐进转型方式绝对化的理解。拿中国改革来说，一般认为是渐进的典型，而吴敬琏教授在分析中国改革战略问题时指出：“不能用‘渐进论’概括中国的改革战略。”他自问自答地说：“‘渐进改革论’是否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是否符合小平同志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思想？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解释说：“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包括有工商企业、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的范围内，改革的确是渐进进行的，15年来基本上只做了一些小的修补，而没有根本性变革。……直到1993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会以后，都没有采取实际步骤对国有经济进行全面改革。”“从1981年开始，中国改革在国有经济领域中实际上是停顿了。”因此，“中国改革举世公认的成就，并不是因为国有经济采用了渐进改革的方法才取得的。”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在“1980年秋到1982年秋短短2年时间内，就实现了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的体制。1982年以后，乡镇企业大发展，进而带动了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加上搞了两个特区和沿海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一部分地区和国际市场对接，而且建立了一批‘三资企业’……一个农村改革，一个对外开放，构成了1980年以后中国改革的特点。1980—1984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特点有关。”（吴敬琏等著：《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而搞农村改革、特区和对外开放，其速度都是快的，也并不是时间拖得很长的渐进式进行的。杰弗里·萨克斯也说：“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成功是渐进主义发挥了特别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开放农村、开放沿海地区、鼓励劳动密集型生产、允许外资与技术的输入，等等。一句话，允许足够的经济自由，从而最好地利用了中国的结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