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咀英华且闲谈

【摘要】 私以为《今文渊源》对三大名家之散文特色的论述，乃是该书的重心和出彩之处。”后辈作家受“谈话风”影响，有刻意模仿或与胡适、周作人之文风一脉相承者，然而得鲁迅文章之三昧者却绝少。

散文之美何在？在空灵蕴藉，在极清淡又极隽永，在诗一般美的语言——是冰心的“以万顷沧波作墓田，又岂是人迹可到？即使专程要来瞻礼，也只能下俯清波，遥遥凭吊”。

散文之性灵何在？是平白清浅的底色，是在这底色中细品出的一丝况味，是藉由文字闯入作者心中那团隐秘而强烈的情感——如周作人“在人世的大沙漠上”远远近近望见的几个同行者，“才略免掉虚空与寂寞”。

提及白话散文，不得不上溯至五四时期的源头。这一点在刘绪源所著《今文渊源》一书中谈得透彻。该书对中国白话散文自五四至今的发展作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以闲话式的笔调娓娓道来。上编围绕胡适、鲁迅、周作人三大名家散文的不同特色，指明新散文之核心乃是“谈话风”，是将鲜活的口语和思想引入散文，使文章从“无我”到“有我”，皆烙下作者之性情；下编涉足文章的“消费性”一面，以林语堂为主要论述对象，细致剖析其将新散文推向市场和大众的成功，以及成功背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散文的危机及展望。

观该书对近百年中国文章之变的梳理，不禁想起王国维有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正如气象开阔的大唐，一介文弱书生都能呐喊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壮之言，在除旧布新的五四时期，以胡适、鲁迅、周作人为先的口语化散文之风，亦蔚然兴起并影响了其后的一大批作家。虽说都是口语化，但要使人能从这平淡中细品出一点不同的滋味，这便是名家的功力所在了。

私以为《今文渊源》对三大名家之散文特色的论述，乃是该书的重心和出彩之处。胡适为文，平白如话，而又毫无冗词赘字，即使谈论北京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的严肃话题，也只用“北京大学今年整五十岁了”，“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怎么配发帖子做生日，惊动朋友赶来道喜”这般的白话来讲述。而周作人要在这清浅的底色上再加一点耐人咀嚼的“涩味”：“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对于胡适和周作人文风的区别，作者用“载道”和“言志”来概括，诚为精到。文有“用”之别，胡适之清浅，乃是面对广大群众；周作人之耐人寻味，则是将文章当作独自吐露心事的寄托。昔者佛祖拈花微笑，在座唯有迦叶尊者破颜会意，周作人之文章便是如此。如果说胡适的平白清淡一如老师之于学生，类似于“载道”的实用，那么周作人的“涩味”，便是言内心之“志”。“我们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经验，如恋爱和死生之至欢极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够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丝痕迹，即使呻吟作苦，勉强写下一联半节，也只是普通的哀词和定情诗之流，哪里道得出一份苦甘……”既然强烈的情感难以文字表达，那么倘若同道中人能够如佛家“以心传心”，便是在孤寂中难得的相互慰藉了。

至于鲁迅，似乎无须作者多言，读者便可以从其犀利的文笔中知晓那种“战士”的心态——“我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后辈作家受“谈话风”影响，有刻意模仿或与胡适、周作人之文风一脉相承者，然而得鲁迅文章之三昧者却绝少。究其原因，大抵是鲁迅的文章不仅有讽刺，还有自嘲；不仅是犀利，更深刻的是文章背后的深厚学识和思想。若说时刻准备着战斗，这评价大概只有鲁迅能当得起了吧。“记得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都不宽恕。”斗士精神，岂是文字所能仿效得来，当真让人拍案叫绝。

谈罢三家，因以知今文之传承发展；纲举目张，梳理出文章百年之流变。“谈话风”一词，不独是作者对新散文的精准概括，与之相应的，《今文渊源》一书也正是采用这样的“谈话风”。也许“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文字或话语，只在章回小说或评书、茶肆里出现过，但在刘绪源的笔下写来，仿佛是和一位素未谋面却又熟稔已久的老友闲闲叙谈一般，亲切自然。

所以，像这样的一本书，大抵不适于正襟危坐，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设若恰逢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一张藤椅，一盏香茗，一缕指尖摩挲起的墨香，这便是“闲谈”的好时候了。

（《今文渊源》，刘绪源著，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