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悲剧的渊源何在

【摘要】 近日,安徽“砀山虐童案”有了新进展,砀山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生母刘瑶(化名)对女童的监护人资格,由生父武某承担监护职责。十年后的同一天,2013年6月21日,在江苏南京,同样是一个吸毒家庭的两个孩子,也就是乐燕的孩子被发现活活饿死在家中。

关注理由重大案件总在不经意间发生。快餐式的阅读后,案件又会不经意间从你脑海消逝。其实,有些案件值得留在你心底,因为其中有生命、有道德、有法治、有警示……每周,《法制日报》案件版都会推出“案件特稿”栏目,为你解读案件,体会其中法理情。近日,安徽“砀山虐童案”有了新进展,砀山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生母刘瑶(化名)对女童的监护人资格,由生父武某承担监护职责。近年来,虐童案时有发生,是什么让家庭不再是温馨的港湾?父母又何以成为虐童的主角?是时候冷静思考悲剧的渊源了。□法制网记者　赵丽虎毒不食子,这句话说的是虎,但未必适用于人。惨烈的案例一次次在敲打我们——未必每个人都可以享有为人父母的权利。好在,6岁的小武已经逃离魔掌。那场至今让人无法释怀的“砀山虐童案”有了新进展,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法院对女童生父武某申请撤销生母刘瑶(化名)监护人资格一案作出判决:撤销刘瑶对女童的监护人资格,由武某承担监护职责。被电线抽打身体、开水烫手、在伤口上撒盐,就是这名被撤销监护资格的女人联合男友的“作品”。之所以这样称呼,因为已不配“母亲”二字。曾经有人这样高呼,父母双亡,孩子自然国家抚养,但一旦监护人“丧心病狂”或“似人非人”,我们该怎么办?由谁提请剥夺其督导权?由谁提请剥夺其监护权?由谁甄别拍板:父母不良,道义出场?是时候冷静思考悲剧的渊源了。父母为何能下这样的毒手社会底层青年,是媒体给予刘瑶的标签。当社会在义愤填膺,用悠悠之口愤责这个女人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在关注刘瑶也常常受到男朋友的暴力。23岁的时候,她生下小武时,已经注定成为一个单身母亲。她的家境不好,在KTV靠陪唱来糊口。这位单身妈妈已经沦为社会的边缘人。让我们来看看她的生活:刘瑶在砀山本地一家KTV以陪唱为业,这里一个小时陪唱收费是100元,她能拿到85元。除了陪唱,她要陪客人喝酒。一般晚上七八点钟上班,凌晨下班。刘瑶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算是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其他的陪唱女孩,有的工作几个月就会换一个地方。与小武的亲生父亲相识,彻底改变了刘瑶的人生。2008年,在KTV工作的刘瑶认识了武浩(化名)。一年之后,刘瑶在徐州为武浩生下了小武。可是,小武的出生更像是一场人生的意外,因为父亲武浩之前就有家室,一出生小武就被打上了私生女的标签。虽然刘瑶几次要求武浩离婚与她结婚,但是武浩一直没有同意。之后,刘瑶带着孩子离开了武浩。刘瑶又认识了一个山东的男人,并且为这个男人又生下一个女儿。在小武的印象中,她一直称呼这个男人为爸爸。但是她模糊地知道,徐州也有一个爸爸。可是,好景不长,刘瑶与这个男人还是分手了。她的小女儿跟着父亲一起生活,而她独自带着孩子生活。2014年,小武随着母亲刘瑶来到砀山生活。今年3月,刘瑶认识砀山人汪某,两人一直租房同居。可是,汪某并没有固定职业。砀山县政府对该案的通报称:“9月份以来,刘瑶和汪某以小武不好好上学为由,对其多次殴打,致其后背、臀部及手部多处受伤,经法医鉴定,女童小武伤情为轻伤一级。”这样的虐打,为什么?难道是孩子的原因?答案是绝非如此。在老师们眼里,小武一直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平时并不调皮,寄宿在学校的时候还会自己洗衣服。她的成绩也不错,第一次月考就得了双百,在一年级四个班中,能算是前十名。但即使如此,班主任也认为,刘瑶教育孩子的方式比较暴躁。有一次,一位老师说小武上课不专心。在学校里,刘瑶抄起扫把,在操场上就打孩子,动静非常大。妈妈上班之后,小武还要面对来自叔叔的暴力威胁。但是,这个6岁的孩子从来没想过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妈妈。因为妈妈也打她,妈妈也不关心叔叔是否打她。社会正义之手何时伸入家庭对,控制。但谁来执行呢?作为将孩子带到世界上的人,父母理所应当为他们的天使构筑第一道安全的屏障。当这样的屏障被人为破坏,社会正义的手可以伸入家庭吗?这样的困惑在十几年前,就已出现。在2003年发生的一起吸毒家庭幼童被饿死案中,除了相关人员的渎职,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幼童母亲对女儿一贯的不当监护,民政部门曾因母亲尚在拒绝收养,而邻居们的辩解是,听到娃娃的哭声早已习惯了,以至于在孩子慢慢饿死的过程中未能及时捕捉到信号。十年后的同一天,2013年6月21日,在江苏南京,同样是一个吸毒家庭的两个孩子,也就是乐燕的孩子被发现活活饿死在家中。22岁的妻子乐燕是一名吸毒人员,因为身处哺乳期免予刑罚。从2012年2月至5月,3岁的李梦雪、1岁的李梦红就长期被母亲乐燕独自关在5楼的家中。乐燕一出去就是四五天,邻居们时常听到两个孩子因为饥饿发出的哭声与敲门声。与十年前的案件相似的是,邻居们也曾多次试图施救,但这种靠善心支撑的私力救济同样难以为继。邻居施春香此后曾替乐燕代管过一周左右的钥匙,为的就是防止乐燕不在家,两个孩子饿着。不能说两起震惊全国的儿童饿死案发生相距的十年没有一点进步。事实上,乐燕所在的社区在3月初李梦雪“出逃”事件发生后,就对这个家庭展开了救助,每个月困难补助800元,用于孩子的吃饭。辖区民警王平元每周给乐燕100元至400元不等,通过控制钱的方式试图控制乐燕,以掌握两个孩子的情况。从3月初至6月8日,王平元一共给了乐燕12次共计2300元救助款。到底谁该为这起悲剧负责?乐燕作为母亲,法定监护人,自然是这起悲剧的第一责任人,案发后,她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拘。当家庭监护出现问题时,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如何及时有效介入,已成为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亟需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些行为既是对人伦的挑战,也是对立法的考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棍棒底下出孝子”,还有“将孩子视为私有财产并可以任意处置”的家长思维,也将一些本是善意的父母推向了虐童甚至杀戮的深渊:杭州一男子因3岁儿子不肯认字,失手打死孩子；西安一男子因孩子在家偷钱,将自己9岁的儿子打死。而在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南京的郑东。这个男人因为打死了自己的女儿,2014年站在了被告人席上,原因则是女儿晚归。站在法庭上的郑东,是这样被媒体形容的:顶着仿佛一夜之间长出来的花白胡子。他鲜少抬起眼睛,只有在不得不抬头时,流露了一种“经历了巨大痛苦”“如同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深深的悲伤。突然,支撑他的力气仿佛被一瞬间抽走,这个父亲重重地跪在所有人面前,请求法官判他死刑立即执行。相较于上述那些暴虐的父母,这个父亲明显得到了社会的某种同情甚至是情感上的宽容。这在参与庭审的黄琼花的改变中便可窥到。作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黄琼花曾经认为郑东是一个“失去血性的魔鬼”。但在庭审现场,黄琼花说自己看到的是一个闯下大祸的失败的父亲。堆积在他身上的内疚,远远重过任何法官的量刑。郑东为了照顾女儿专门辞去工作,每日接送。为了不让女儿早恋,他想尽办法,甚至请对方吃饭。在法庭上,他说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黔驴技穷了。”他不断重复,“我想打醒她。”据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家庭暴力日趋激增。中国封建礼教中“父为子纲”的父权观念根深蒂固导致“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为理所当然,滥用父母监护权的行为被民众熟视无睹。对于这样的父母,家庭已不再是温馨的港湾而只是封闭的、由父母营造出的“安全所”。在心理学家看来,除了法律的制裁,目前最缺乏的是对家长进行心理辅导和教育,让他们学习怎样去解决孩子教育上的问题。但不可否认,他们已触犯法律。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也对家庭暴力说不。然而,法律法规乃板上钉钉,为什么虐童行为还要频发呢?很难为这些施暴的父母画一幅精准的画像。他们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乡村；有的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目不识丁；有的家长在事后“后悔打重了”孩子,有的家长说“偶尔打不算虐待”,有的家长认为“只是轻微教训一下孩子”,甚至有的家长在遗弃或杀害孩子后认为“是为了解脱孩子的痛苦”。说穿了,在家长眼里,打孩子是家事,不犯法律,别人管不着。而相关监管部门出于同情,也不追究虐童家长的责任。即使追究责任,顶多给予道德谴责,很少追究虐童家长的法律责任,怂恿了家长的虐童行为。殊不知,孩子虽是其父母所生,但并非家庭的私有财产,而是国家的花朵和未来,保护好他们的人身安全,让他们健康成长,既是其父母的责任,也是政府部门的责任,理应齐抓共管。比如,对经常殴打孩子的父母,当地社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部门、未成年人保护部门都应该加强监管,上门警告,一旦发现虐童行为触法,应追究虐童家长的法律责任。对于郑东,最终得到的是12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