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沪的台湾人参与社区自治 拉近沪台民众间的距离

【摘要】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即将在台北举行，这已经成为两岸城市交流和民间合作的典范。殷苇婷喜欢把她家称为“小博物馆”，一来是因为家里的藏品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家欢迎小区居民来参观。

汪美华（中）在教社区居民编织技艺。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即将在台北举行，这已经成为两岸城市交流和民间合作的典范。而在日常生活中，有这么一群生活在上海的台湾人，他们不富也不贵，没做过什么大事，但他们融入社区，以台湾人特有的方式参与社区自治，而正是那些不起眼的平凡事，拉近了沪台民众之间的距离。善于“沟通”的汪姐：“一家两代人当义工，多好啊”在传统观念里，台湾妇女应该是相夫教子，围着家庭转的，但汪美华并不这样。自从1992年同先生和3个孩子一起来到上海后，汪美华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20多年。1994年，刚搬入长宁区古北西郊花园的汪美华，就被小区业主推举为第一任业委会主任，“大概是因为这里的业主多来自境外，和我交流没有语言的障碍”。彼时的古北新区还在开发阶段，远不及如今的成熟宜居，既找不到台湾常见的罗森和“7-11”超市，也难买到生活必需品，比如面包、童鞋和电器。那时，离古北最近的商业区是5公里外的徐家汇，但小区周边公共交通并不完善，汪美华联系了徐家汇的东方商厦，对方专门为小区业主开设班车，解决了居民购物难的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延安路高架西段开建，西郊花园小区正好贴近高架南侧。车辆从高架驶过，小区内部一览无余。一些外籍业主担心私密性与安全性的问题，便向汪美华反映，认为小区的围墙“矮了”。在先后与居委会、所在虹桥街道充分沟通后，汪美华与各方商定，在不影响周边环境与小区美观的情况下，适当加高小区围墙。“烦恼人人都会遇到，但不同的人应对方式各不相同”，汪美华说，有些人要么选择自己克服，要么就到处抱怨，“外籍人士也是这样的，但他们往往会捎带上地域性。比如为了某件小事情，就在朋友圈吐槽上海怎么这样，大陆怎么这样……沟通就能消解误会，我觉得应该尝试着和他人交流。一旦跨出这步，你就会发现，与政府打交道、与居民打交道并不困难。”这是汪美华的处事之道。她第一次当选业委会主任是因为语言优势，而连续担任3届业委会主任，则说明她的工作获得了各方认同。身边人说，如果要说汪美华与大陆社区干部的最大区别，大概就在于她的沟通方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有“沟通技巧”。大家都觉得，跟汪美华交流是件愉快的事情。被居民称为“汪姐”的她，讲着一口糯糯的台湾普通话，带着浅浅微笑看着对方，交流时身体微微前倾。即便不同意你的观点，她也会静静听完你的讲述，然后用商量的口气说，“你讲得有道理，我觉得呢……”汪美华将“沟通技巧”归结于礼仪之上，“礼仪并不像有些人想得那样高不可攀。最简单的说法是，礼仪的根本之处，就是你的言行，不会让周围的人不舒服。”身边有人说，“比起疾风暴雨，汪姐委婉的春风化雨，更能让人接受。”2006年，汪美华成为上海“百万家庭学礼仪”讲师团成员。在和社区年轻上班族交流时，汪姐会问：“上班怎么不化妆？”答：“没这种习惯”。她接着又会问：“你现在穿的衣服与大学时代是否不同？”大都回答，“差不多，没什么不一样”。汪姐再说：“既然上班那么久了，是不是该不一样呢？这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呀。”后来，汪美华注意到，那些白领仪容穿着在慢慢发生改变。不过，汪美华所指的“礼仪”并不是无条件地迁就他人。上月，在街道开设的“古北议事厅”活动中，汪姐和参会的不同肤色外籍人士达成两点共识：第一，外籍居民也可以当一回文明交通志愿者；第二，所有上海市民都要遵守交通法规。她说：“有些外国人在上海开车时随意变道，在他们国家敢这样做吗？外国人也要尊重中国人。”如今，当上外婆的汪美华把很多时间留给了家里的第三代，她鼓励女儿接她的班，参与社区治理工作。“上海世博会那年，我在社区当‘小蓝莓’，女儿在世博园区担任‘小白菜’，一家两代都当义工，多好啊。”“不关门”的殷苇婷：“我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走入香花桥路上的一个小区，跟门卫说一声“找殷姐”，门卫便点点头，指了指殷姐家的楼栋方向。殷姐大名殷苇婷，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她出生在杭州，童年在香港，8岁去台湾，本科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在休斯敦干到市政府副主计长，2004年退休后来上海定居。推开房门，殷苇婷迎了上来，一袭合身的紫红色旗袍，很难想象她已上了年纪。殷苇婷的先生爱好收藏古玩，这些年来也小有收获。他们的镇宅之宝，是挂在客厅里的曾国藩亲书对联，餐厅里挂着曾公子曾纪泽的书法。殷苇婷喜欢把她家称为“小博物馆”，一来是因为家里的藏品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家欢迎小区居民来参观。就在采访前一天，还有四拨邻居和朋友来他们家看宝贝。由于人来得太多了，殷苇婷先生的讲解越来越顺溜了。“我们家不关门的”，殷苇婷很喜欢这种与周边人亲近的感觉，“把自己局限在家里，会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快乐。”小区门卫也开玩笑说，这几百户业主中，就属殷姐家的访客最多。殷苇婷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夫妇两人早已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可他们依旧热心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过去十年，到了暑假，他们家会迎来二三十位年轻的美国朋友，他们是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彼此约好某天下午的1时，这些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就来到殷苇婷的家庭博物馆中，与古物零距离接触。这时候殷苇婷与先生就热心地当起解说与翻译。2时后，大家一起前往长宁区新华路街道活动中心联欢，晚上夫妇俩再自费请学生们吃一顿正宗上海菜，“很多美国人都没来过上海，让他们亲眼看一看中国文化、社区生活，可以消除他们的误解。”世博会那年，殷苇婷特别忙碌，家里成了“地陪中心”，接待海外团体、学生和个人超过75批，约300多人。从浦东机场到世博园的各种交通方式，殷苇婷都逐一尝试，并发布在微博上。2010年，殷苇婷获得上海市授予境外人士的最高荣誉“白玉兰奖”，“得到这个奖的没有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我只是一个街道的志愿者。”如今，除了继续参与社区旗袍社、戏剧社活动外，殷苇婷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做“没火气厨房”上。这源自她关注身边年轻人的生活，很多白领租房在外，没有时间做饭。于是，殷苇婷有了教身边人用西式烹饪方法做中国菜的创意，“第一，不用明火；第二，吃了也没火气。因为这些菜都是少油，健康。在快乐的氛围下做菜，也一定没火气。”殷苇婷不仅自己做，也愿意和周边人互动，几个月前便与番禺路居民交流做“没火气”菜经验。她还制作了烹饪视频，在美国的女儿把这些视频传到当地，也为殷苇婷收获了不少海外粉丝。“健康、简单、没火气的美食就如同健康、简单、没火气的生活一样，用心调制，简单纯粹”，殷苇婷说，这也是生活处事的一种态度。对话台北市里长联谊会会长：社区干部间感情深了，更有助两岸民众沟通今年51岁的勤荣辉有三重身份：台北市北投区大屯里里长、台北市北投区里长联谊会会长、台北市里长联谊会会长。海峡对岸的里长，大致相当于大陆的居委会主任，也负责社区治理工作。这位台北“居委会总负责人”组织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里长参访团，上个月在上海参访期间，他前往华泾镇华阳居委会、镇市民文化中心等地考察。记者：里长的工作有哪些？要为民服务吗？勤荣辉：那是包罗万象。从大的说，你要定位某一区块的未来整体发展，知晓它的潜力在哪里，要朝哪个方向去经营。比如我所在的大屯里，因为是山区，所以我更注重环保概念，想打造出一些都市看不到的山林风景。我本身是学设计的，所以做规划是我的强项。在台北，大屯里算是地广人稀，看望里民不容易。有些地方骑车、开车都不方便，就只能靠走。有时去一户里民家，要走登山步道40分钟。但他们需要我的话，一个电话三更半夜我也要爬上去。在我们这儿，里民身边的所有事都会找里长解决，我也要按轻重缓急来处理。关于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会排在第一位。里民需要送医，我就要丢下其他工作，第一时间赶去。按规定，每位里长每月有4.5万新台币的事务补助费。里长的所有开销，包括办公室的文具用品、水电费、民间习俗“红包”“白包”等都要从这里支出，实际上不够用的，里长要自己贴钱。记者：你对现行的里长制度满意吗？你还想竞选连任吗？勤荣辉：坦率地说，不满意。因为里长是“无级职公务人员”，所以没有薪水，只有事务补助费，但我们要受公务人员的法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出现贪污，要等同于公务人员接受处理。在台湾，里长没有退休年龄，4年一届，只要能选上去，就一直能做下去。因为我的施政目标很多还没完成，所以还想继续干下去。当然，如果有个人与我理念相同，我就会选择他做我的接班人，共同建设大屯里。记者：你带领里长参访团来上海，对两岸交流有什么意义？勤荣辉：大陆居委会的组织非常健全，分工非常细致。我觉得，民间交流是最重要的。基层交流是务实交流，真正了解每个居民、每个角落的，就是台湾的里长与大陆的居委会。这些社区干部之间的感情深了，更有助两岸民众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