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深圳四十年：奇迹开始的地方

（凤凰网财经特约记者/徐跃）40年前，深圳市还叫做宝安县，一个宝安农民一年只能挣270元，眼见隔岸的香港灯火辉煌、高楼林立，一股逃港浪潮应势而生。从此，对标香港，成为深圳的使命。

30年前，深圳最繁华的地方是中英街，深圳和香港的距离在这里拉到最近，全中国都来这里买黄金，中英街的金铺开门即被抢空。那时，万科还在卖投影机和录像机，中兴还在加工电风扇和电话机，华为还在为香港公司代销交换机。虽然手机、电脑还未兴起，但深圳的电子基因就此深种。

20年前，深圳最中心的位置，华强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汇处，竖起了一座华强电子世界。同年，马化腾在华强北的赛格科技工业园创立了腾讯。深圳从此软硬件齐发，势将颠覆中国大地。

10年前，伴随着PC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华强北和腾讯踏上了各自的巅峰：前者成为了“中国电子第一街”，后者成为了中国首家市值过千亿的互联网公司。左手电子、右手互联网，深圳拥抱了整个时代。

深圳的历史从东边开始。

以东海岸的沙头角镇中英街为起点，西边直线距离十五公里处，是深圳历史最久、客流量最多的罗湖口岸。从罗湖口岸出发，沿着深南大道继续由东往西行驶，途经华强北商业区、腾讯大厦和前海开发区。这是一条崛起之路，每一个路标都是深圳腾飞的最好注脚。

中英街往事：金铺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

徐金走进了中英街后面的一家酒楼，这是他最常来的店。自从去年查出肺里长了一个瘤，他就申请了提前退休。每天吃完早茶，就和侄子在酒楼里看看赛马，偶尔也会赌一赌。

他不常去中英街，那里人多嘴杂，而且大多都是游客和水客。一街之隔的海棠街就好很多，中英街的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都在海棠街和更安静一些的碧海路上。

徐金一家已经在沙头角生活了50多年。他们原是惠州澳头人，一家人以渔船为生，做着跑船拉货的生意。1966年，徐金举家逃至香港，托在香港呆了10年的堂哥弄来了身份证，从此成为了香港人。之所以背井离乡，一方面是政治环境的恶化，一方面则是深港两地的巨大差距。有人做过一个对比：1977年，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仅270元人民币，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却有6000元港币（约合2400元人民币），是深圳的近10倍。巨大的收入差距诱发了一波“逃港风潮”，徐金就是其中一员。

70年代，被遣返回大陆的偷渡者。

70年代，偷渡香港的深圳人不敢回来，家人又没有证件赴港，于是双方约定日子，在沙头角桥两头相会。相隔仅30米，彼此见得着，听得着，但无法接触，这就是沙头角当年著名的“界河会”。

刚到香港第二年，徐金一家就来了沙头角，他们在当地买了木屋，生活渐渐稳定下来。当时，沙头角居民大多住在木屋，以打渔、种田为生。直到80年，徐金才找了份下水泥的工作，天热时出海打渔，天冷时就下水泥。不同于原生态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中英街很早就修上了水泥路，但回归前英界、华界都是“各扫门前雪”，即使同一条马路，中间都会留有一条缝隙。

直到现在，这种隔阂仍然存在。交界处的哨所，年轻的哨兵看着往来的人群，有好事的游客探头望向他身后的界河，被他以手势阻止。河的另一边是香港警察的驻点。虽然每天都在同一个地点站岗，但除了深夜站在界河中间的小道上悄悄聊天，两人并不会有任何交流，哨兵也绝不会跨越界河。

2018年，界河对面是香港住宅区，持有标“R”字母边境证的当地居民，可以随意跨越边境。在交流的十几分钟内，许多居民往来，但哨兵并未检查证件，据他所说，根据服装举止，就能一眼辨认哪些是居民，哪些是游客。

徐金刚到沙头角的时候，中英街的名气还不大，虽然有人前来购物，但真正爆发是在80年代以后。在徐金的记忆里，当时人们“都过来买电器”，中英街贩卖的电视、录音机、油烟机都是从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来的货。因地处深港交界处，且货物免税，这里成了许多人买洋货的好去处。巅峰时期，中英街曾创下日接待游客近10万人的记录。

更火爆的还是金铺。黄健明是在自家金铺里长大的，从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就住在中英街。这家名为“源昌隆珠宝金饰”的金铺，承载了祖孙三代人的回忆：父亲在这里发家，黄健明除了留学英国的8年，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如今，孩子放假了也会来金铺玩耍。

2018年，古榕树对面的“源昌隆珠宝金饰”金铺。

80、90年代，中英街掀起了一股“黄金热”，中英街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条“黄金街”。1988年达到高潮时，一天有3家金铺同时开张。黄健明家最初并不是开金铺的，它的前身是一家日用品杂货店，“黄金热”兴起后才开始转卖黄金。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盛况，“最高峰时有100多家（金铺）”。每天有几万人来中英街，买金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一开门，那些人都是来抢的，几乎每天都卖光，”一位在金铺工作了近30年的老员工回忆道。

80、90年代，中英街不出十步就有一家金铺，全中国都来买黄金，因此称为“黄金街”。

内地居民奔赴中英街抢购黄金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1983年，中国颁布了《金银管理条例》，确定国家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行生产、流通的全面管制，禁止个人和企业自由买卖黄金。内地无金可买，而紧邻香港的中英街不仅货量充足，而且价格更低、成色更好，于是成为买金的首选之地。

中英街步入黄金时代，也影射着深圳驶上了第一条快车道。如同1979年从宝安县更名为深圳市的寓意（原深圳镇紧邻香港），深圳诞生之初就是要对标香港，相应地，港资、外资也成了深圳这一阶段的最大推手。1979年，深圳开始引进“三来一补”企业，有官员为了寻求合作，直接到酒店蹲点截堵港商，一年不到就引进了200家。1980年，蛇口工业区开始招商引资，来自瑞士、日本等地的资金相继涌入，为深圳注入新鲜血液。

有些不同的是，中英街“一街两制”的宿命决定了它的崛起，也注定了它的衰落。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街由此摆脱了两国管辖的困局，也失去了香港窗口的功能。2003年，香港全面开放自由行，游客可以直接过港购物。与此同时，中英街地理位置偏僻，产品质量存疑，更加剧了它的衰退。

2004年，中英街博物馆的志愿者汪兰进在中英街买过一个手机，后来出了质量问题，但因为表店在香港一侧，不归深圳市消费者协会管辖，只好不了了之。

“以前一个小时走不完的中英街，现在15分钟就走完了。”金铺员工如此形容中英街的冷清。黄健明也感叹，生意早已不如父亲经营店铺时好做，孩子未来是否接手金铺也都未知。鼎盛时期的100多家金铺，如今也只剩下“源昌隆珠宝金饰”一家。据统计，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中英街的游客人数跌至800万人次，2002年仅有128万人次，最冷清时，一天的游客不足百人。

进入新世纪，中英街人流量锐减，最冷清时一天不足百人。因为没人光顾，店员无聊间打起了呵欠。

如今的中英街，从购物中心变成了旅游景点。每天限流1万人，深圳居民一个月能办一次通行证，非深圳居民三个月才能办一次，安保人员说“这是为了控制水客，让外地游客有机会进去”。中英街博物馆内，提着购物袋的游客在展示窗口前驻足，已分不清是来游玩，还是来购物。

倒是“源昌隆珠宝金饰”对街的那株古榕树，仍似往年一般茂盛。

华强北时代：“一个铺位的转让费炒到了50万”

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华强电子世界建成，这座商城位于华强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汇处，占据了深圳最核心的地段。此后，华强北就像产生了一种磁场，以华强电子世界为中心辐射至周边区域。都会电子、赛博宏大、桑达电子、远望数码等电子产品卖场拔地而起，万佳百货、茂业百货、东方时尚等综合型商场也相继诞生。华强北形成了电子中心和商圈，也开始有了“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的说法。

更早之前，深圳是没有电子中心的。如果回到80年代的华强北，站在街边，一眼就能望见天际线，周边是正在开发的土地，超过50米的高楼几乎不存在。巨浪掀起之前，浪花总是微小的。那时的深圳，虽然诞生了一批日后闻名世界的企业，但无论万科、中兴还是华为，它们在初创阶段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贸易、加工的行当。

80年代，华强北和深南大道。

1984年，王石创办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贩卖投影机和录像机；1985年，侯为贵创办了中兴半导体，做着从电风扇、电子琴、冷暖机到电话机无所不产的加工生意；1987年，任正非创办了华为，最初只是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

80年代，王石在演示万科股份化方案，此前，万科主要做视频设备销售，此后，万科正式涉足房地产业务。

贸易、加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三来一补”。深圳被列为经济特区后，一系列诸如减免所得税、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如期而至，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三来一补”产业日渐兴盛。企业集群效应下，再加上当时国内的电子元器件大多从日韩、美国进口，深圳紧靠香港，货来得快又便宜，渐渐成为电子中心，华强北则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三来一补”开始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是在邓小平南巡后。97年以后，深圳加速从低端消费品向高端消费品升级，华强北热卖的音响变成了家庭影院，收音机变成了VCD、DVD，数码相机、MP3也相继爆发。1999年，深圳市成立了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即后来的深创投，投资与产业相辅相成，更加速了深圳的发展。

1992年，深圳，户外巨幅宣传牌。当年，邓小平南巡，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主旨就是要加快改革开放。

夏海燕的第一台电脑就是在华强北买的，花了他近一个半月的工资。1999年，他刚来深圳工作，从同事口中听说了华强北。这个南北930米，东西1560米的区域里，聚集了上千家店铺，各式各样的手机、电脑还有电子元器件都能找到。“新品、山寨品、仿品到处都是，”夏海燕记忆犹新。

最火爆的时候，华强北几乎垄断了全球LED市场的半壁江山。在华强电子世界员工蔡佞娲的记忆里，成立于2009年底的华强LED国际采购交易中心，曾引发一波“价格战”，商户之间互相竞争，把价格从99杀到了9.9。采购商前赴后继，这里也渐渐变得一铺难求。“一个边边角角的铺位，转让费就炒到了50万。”蔡佞娲说，虽然商场的铺租并未上涨多少，但转让费仍然让人望而却步。

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经销商接踵而至，华强北终于在2008年迎来了巅峰时期——第十届高交会华强北分会场开幕仪式上，华强北被授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由此确定了全国电子商业界的龙头地位。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华强北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国外。后来，夏海燕去印度发展业务时，跑过许多城市，但无论是孟买、班加罗尔还是新德里，印度电脑城里卖的都是“华强北来的产品”。

2009年，深圳华强北的3G手机批发中心，人潮涌动。

关于那几年的火热，四楼经营矿机生意的女店员也印象深刻，虽然她刚来不久，但同行总是津津乐道华强北曾经的热闹，而他手机中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前一楼哪里都是人，现在没几个了。”

2012年，经过高压集中整治后，华强商业圈出现“关、停、并、转”潮，一些违法经营的商户失去了生存土壤。除此之外，电子商务的崛起也波及了实体商铺，传统硬件销售难以为继，许多商贩开始另谋出路，有人开了淘宝店，也有人黯然退场。据统计，华强北手机专业市场逾3500商户选择主动离开。

2017年1月，因地铁施工封闭四年后的华强北重新复街，街道焕然一新，但盛景却不复往日。

复街后的华强北人流量大减

鱼水共生，商户自谋出路之际，华强北也在努力寻求转型。2017年底，华强电子世界迁走了四楼的300家商户，为智能家居腾出了半层楼，为了吸引商户，甚至开出了“铺租减半”的优惠条件。“智能家居的租金200元/平米，对面的普通商铺却要400-500元/平米，”蔡佞娲说。

截止采访时，已有30家商户入驻，几乎涵盖了国内的主流智能家居生产商。“下个月马上要入驻阿里巴巴投资的一家企业，叫涂鸦智能，一千多个平方。”谈话间，一位从罗湖过来的智能家居商前来咨询，蔡佞娲劝其入驻，口中不时蹦出“新零售”、“无人超市”这样的互联网新词。

华强电子世界4楼的智能家居国际交易中心

“或许可以再搞一个区块链专区。”她笑着指了指前方的商铺说，“这里还有矿机卖，全国只有华强北有。”作为全球最大的矿机销售集散地，比特币价格飙涨期间，华强北吸引了全球的买家，许多矿机铺位上的广告都印着中文、英语、韩语甚至阿拉伯语。

不管是智能家居，还是区块链，华强北的身上，有着深圳崛起的原动力。紧抓时势，自我革命，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单纯依靠政策繁荣，也没有一座城市可以靠吃老本领先。

夏海燕大学刚毕业时找工作，觉得深圳和珠海、厦门没什么分别，“只要是沿海都可以”。20年过去，他在这座城市买了两套房，也成立了自己的企业，家庭和财富的收获，是意料之外，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互联网之城：机会与挑战并存

对于马化腾来说，腾讯也是一个“意外”。

“马化腾和许晨晔在跑步的时候一定不会料到，20多年后，他们能有机会在校园北面建一座39层高的腾讯大厦，从位于顶层的办公室可以日日俯瞰校园，追忆已经逝去的青春。”吴晓波在《腾讯传》中如此写道。

1998年底，青年马化腾在华强北赛格科技工业园创立了腾讯，这间办公室保留至今，提醒着马化腾那段奋斗的时光。回看腾讯的历史，从事业群制替代业务系统制，到微信替代QQ，内部创新是其最大动力。这种做法更早的倡导者是华为，华为鼓励内部创业，走出的创业者达几十万，夏海燕就是其中一员。

2004年，马化腾在位于赛格科技创业园的办公室中工作。

2010年，夏海燕在深圳创办了华夏双赢。“深圳的市场化程度高，政府对于企业干预很小，给创业者留足了空间，”夏海燕说。深圳最初只是一个小渔村，没有固有产业和利益集团，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无需推翻重建，这决定了深圳单纯开放的政策环境。良好的政商关系还有一个更显见的案例：2015年IT领袖峰会八大趋势报告，是市长和企业家连续两个深夜探讨出来的。

盛大COO陈大年曾感叹，深圳互联网的崛起就是得益于华为和腾讯。两家公司的掌舵人——任正非和马化腾是公认的最难采访到的企业老板，这与其一贯的低调姿态相关。低调、务实不仅嵌入了华为和腾讯的文化，也嵌入了深圳的基因。“华为、腾讯、中兴给深圳积累了很多人才和氛围，深圳创业者的作风都很务实。”乐逗游戏CEO陈湘宇也这么认为。

马化腾刚创业时，校园里最流行的词语是“时不我待”，这句话他一直记到现在。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到区块链，腾讯紧跟时势，甚至将其代入了深圳的历史——与深圳金融办建设金融安全大数据平台；与深圳巴士打造智慧出行；为深圳税务局的全国首张区块链发票提供底层技术。

有人曾这样形容深圳和北京、上海的不同：“深圳的包容很强，你今天是一个平民，明天也可能发家。” 城市的包容性和无限潜力，再加上一系列支持IT产业发展的政策，从制造到支付全覆盖的产业链闭环，更接近香港等国际市场、资本的地理位置，让深圳时至今日都是互联网人才就业、创业的首选之地。

去年底，马化腾在母校深圳大学南端，建了一座新总部大楼。它与2009年建成的腾讯大厦一南一北，将深圳大学包裹其中；新大楼运用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集数字化、智能化于一体；三个连接层将两座塔楼相互连接，寓意着“互联”。人才、技术、连接，正是腾讯和深圳崛起的三大动力。

2018年，建成后的腾讯滨海大厦

挑战当然也存在。虽然互联网潮流掀起后，深圳以其集群效应，吸引了一批科技企业——以小米为例，虽然总部北京，但硬件生产、加工等环节多在深圳——但大多是硬件企业，软件领域几乎是腾讯一枝独秀。根据胡润发布的独角兽指数，截止今年一季度，深圳独角兽企业11家，远低于北京的66家，上海的38家，和杭州的16家。超级独角兽如滴滴、美团、今日头条者，则无一位于深圳。

与此同时，深圳人也面临着和北上广相同的生存焦虑。夏海燕经常会用自己发家致富的案例，来鼓励在印度遇到的朋友，但面对深圳现在的房价，他也感叹“很难再买得起第三套”；蔡佞娲则说，3年之后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会到深圳周边城市生活；汪民进也说，年纪太大之后，还是会回湖北老家。

马化腾曾说：“深圳之于腾讯，如同硅谷之于苹果。”要比肩硅谷，深圳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有人说，深圳，是一个没有外地人的地方，也是一个没有本地人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在过去40年建立，因为新，没有过去的沉重，深圳迎接新事物的姿态总是更加轻盈和开放。这条发源于1978年的小溪流起于微末，途中以兼容并蓄之势，汇入了贸易、制造、电子、互联网等多条支流，终于在40年后盛怒于南海之口，成就了今天的深圳。

时间的冲刷下，曾经繁华热闹的中英街已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曾经把手机销遍中国的华强北，也开始谋求转型，卖起了智能家居；而腾讯则在深圳大学南面建起了新总部，寓意着“互联”。

风口更迭，世事流转，深圳一直在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