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星海等数十位重磅嘉宾聚首钓鱼台 一文读懂他们说了啥？
凤凰网财经讯 北京时间周六(2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 保持经济长期向好”，主要嘉宾观点如下：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谈及新股上市首日的弹簧效应及价格问题时表示，当前新股发行制度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他指出，二级市场价格的改革，其实是为今后IPO的价格改革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否则IPO价格改革也没有参考。
刘世锦：如果过去高速增长是吃肥肉 追求高质量发展就要啃硬骨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如果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必须明确一点，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一个高难度增长，”。
他表示，“我们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的进展”。
许善达：很多民企拿着股权去质押 结果借了钱去炒股这是不应该提倡的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表示，民营资本自身也有一些资本需要布局，需要调整。“我们有很多民营企业拿着股权去质押，结果借了钱去炒股，去搞房地产，不搞主业，这样一种方向也是不应该提倡的。”他表示，我们应该提倡的是它融了资以后投入研发、投入科技来发展经济，如果这些企业把自己的股权质押，借了钱，都去炒股票、搞房地产，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布局。他认为，有一部分民营企业也需要做资本布局的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蔡昉表示，当前经济增速下行是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不存在增长缺口。他预测，当前的自然失业率为5%，未来政策重点应放在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
他表示，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受到周期性的冲击，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以5%调查失业率为基准，适时适度运用政策工具调控经济。适时调控政策与否，都要坚持社会政策托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已推行多年，在早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期作用则不尽然。
他以汽车产业的“三大三小两微”支持政策为例。1980年代，国家明确提出了轿车生产布局的“三大三小两微”战略，即国家只支持一汽大众、东风神龙公司、上汽大众的“三大”和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和广州标致的“三小”以及军工系统的长安和贵州云雀作为“两微”的基地建设。
楼继伟表示，现在的结果是，“两微”破产，“三大三小”合资，而民营汽车企业却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缝隙中成长起来。
产业政策应如何改革？楼继伟表示，无论是去年的民营企业座谈会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已提出，要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想想它们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就为了稳经济，负利率一下子执行那么多年，宏观调节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的，采取各种措施。”
樊纲表示，我们不能因为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去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和调节措施。“我们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改革如果没有一定的稳定的发展，没有经济的稳定的增长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很难顺利推进的。经济不行的时候，很多人改革的想法更强烈一点，我们要怎么样实行长期的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谈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时，在演讲中表示，这主要是因为：
1. 经济要转型，但金融部门没有转过来；
2. 一是决策靠历史数据和抵押资产，二是压低利率。
3. 中小企业被挤出正规市场，非正规金融的利率被推高。
4. 一方面杠杆率过高，另一方面流动性渗透不到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示，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制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问题需要优先解决，即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徐忠说道，“我有以下几个观察，有的文件表述上都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我想这背后可能是政策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有关。大部分政策文件是大家一起交流的，各部门对一些文件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然而问责对改革方案出台有一定的时间的，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所以我们是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实际上是把分歧观点被拿掉的结果，这些有分歧的内容恰我们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晓晶谈及杠杆率的风险问题时表示，近几年的杠杆率风险最主要来自于企业部门，企业杠杆率为什么这么高？问题在于显性杠杆率太低。他指出，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企业合在一起的总杠杆，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的杠杆率，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私人部门杠杆率，这样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少见的。
张晓晶同时表示，间接融资为主不是高杠杆成因，因为德国也是间接融资为主，但是它的企业杠杆率一直不到60%。他强调，稳中求进是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其中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加杠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谈及对稳投资的建议时表示，首先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和人均的资本存量比发达国家低得多；“最近很多人说有多少人没有用上抽水马桶，这个是资本存量的问题。所以，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
第二、避免投资的抵触效应，提高债务率。王一鸣表示，避免这些问题，要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李波表示，中国市场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五点不足。
第一、市场自治不足。“普遍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压抑是比较多的，金融扭曲是比较多的，行政干预是比较多的，市场自治是不足的。”
第二、中国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投资者保护有两个方面：司法救济和监管。司法救济方面，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监管方面，我国的证券监管能力比较差”。
第三、我国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
第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足。
第五、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李波表示，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因此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第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陆磊表示，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长期健康性挑战；而低利率和杠杆率体现的对流动性过度依赖则是我国面临的短期健康性挑战。
谈及对外部冲击的思考，陆磊表示，新兴市场的所有危机教训都在于内部失衡，即实体经济缺乏竞争力和高杠杆。他指出，外部风险管控只是赢得了时间，若无内部可置信的结构性改革，仅仅是延缓系统性风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表示，未来的投资应该围绕怎么促进就业展开。谈及养老保险金问题时，宋晓梧表示，不能让各个地区自己决定交不交费，基本养老保险应该实现统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