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国有企业中垄断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这些年来，薪酬水平与行业关联度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和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其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这是有目共睹的。前段时间，社会上关于“高速公路收费员年薪十五万”、“银行看库职工年收入十万以上”等传言，可能夸张了一些，但决非空穴来风。除了金融、保险、银行、证券、电信、烟草、民航、公路收费等一批国企职工的平均工资要比市场平均工资水平高出一截之外，一大批劳动密集型、完全竞争型行业的国企职工收入水平却十分低下，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笔者去年曾在大兴安岭林场，亲眼目睹那里的林业工人真正拿到手的月工资只有两、三百元，生活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工资收入水平“隔行如隔山”，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是该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其三，居民消费水平低的现象可能得到改观。经济学家樊纲最近在回答“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有关问题时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现在大家一说储蓄高、消费低，都说居民不消费。可是中国居民不消费也不是事实，这些年基本保持在72%到75%之间，相对稳定。那么储蓄率为什么不断提高？按照GDP来计算，居民的消费率已降到40%左右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中下降了。谁在提高呢？政府在提高，从10%提高到24%；企业未分配利润在增加，从13%上升到18%，这两年还会提高，会达到20%左右。这就是说，这些年储蓄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在提高，而不是居民储蓄在提高。他说，“中国人不消费不是因为有钱不花，而首先是因为没有钱，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给居民的钱太少，比重太低。对此，要统筹考虑税收、财政的改革问题，怎么更多地藏富于民，使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平衡。”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消化这部分“剩余储蓄”，很可能是本次普查一个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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