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全会：新社会契约的基础全文实录

2009年09月10日 10:49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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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Popham：

你这么说，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应该很广泛，G20讲的都是很具体的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薪酬也会有变化的。开头的时候谈到了基辛格说的一句话，肯定会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已经发生了，情况已经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一样了，所以契约应该比较广泛，内容应该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不应该就是盯住一个薪酬的问题，可能这个契约有不平衡，就业不平衡，教育不平衡等等，应该让政治家、还有公民社会、企业都参与，而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一条法律或者法规。

主持人芮成钢：

我比较担心别人把这个事情看得狭窄了，高管薪酬问题还是很有意思的。盖茨先生在达沃斯前几年做过一次演讲“创作性的资本主义”，他的意思是由于有资本主义，世界变得更好，由此他获得了奖。他讲了应该对企业有完全新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不光是盈利，而是应该有其他的奖励。

嘉宾：

很多企业正在积极的参与这种塑造未来的事情，前几年有人问我企业界是不是左倾了，我说不是，企业意识到它们不能忽视很多很多社会现象，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企业就要垮台了，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就在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塑造比较积极的未来。

问题到底是应该由盈利驱动还是其他的来驱动？

嘉宾：

刚才你提到了盖茨说的这个例子，我最近到非洲去看到了盖茨他们的基金运作的情况，这是慈善事业最好的情况，换句话说有一个很大的企业，大家都不去关心高管薪酬，他们付了税，把盈利用来做一些好事情，帮助人类，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回到这种基本的东西，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有责任感的消费者、更有责任感的管理者、政府，我们不需要的人就是想花钱的这种人，这是不好的。有的人是贷款了，它贷款不应该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不是没有办法才来借钱，好像是上瘾了一样来借钱，这是不行的。

嘉宾：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公司文化中一定要有持续长期的眼光，我们现在越来越擅长这个，而且我们的激励机制也应该建立起来了。从一种社会的角度来说大家都应该认识到这种需要，我还是挺乐观的，我觉得将来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所以我觉得这种目标和盈利应该可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长久可持续的企业。

嘉宾：

关于盖茨的演讲，我可以保证，作为微软最大的股东，盖茨一定会让鲍曼(微软CEO)有盈利，如果巴菲特觉得微软不挣钱，就不会买他的股票，所以换句话说必须要赚钱，慈善基金才会有基础。在公民社会中，我们应该和企业政府建立一种准机构，不完全是企业，又不完全是NGO，也不完全是政府，而是一种联合体，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经济机遇。人们其实不需要另外一种社会福利，它需要一点支持，可以得到培训，可以就业，可以买房子，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现在所有这些部门分开来了，太独立了，我们觉得应该融合在一起，把资源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得更好。

Stuart Popham：

我做点补充。国际规模企业想找到一些员工之间的共同价值观，我们作为国际规模的企业更加应该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芮成钢：

如果这是第一个激励的话，换到一家公司的话，它就会承担很多的风险，就会是这样，就会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所以，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新社会契约呢？

嘉宾：

这个问题牵扯到一个核心的问题是选民和被选者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会提到说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完成，如果能够让选民理解，是否更应该有一些社会精英替这些选民做决定呢？可以保证社会的进步，到目前为止，形成了一种共识，不应该这样做。一人一票，就算是选错了，那就错了，就要自己来承担这个成本。假设社会精英会做正确的决定，也未必是这样，社会精英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就应该问何必有社会精英呢？

比如说英国政府储备是多少，回到最基本的道理，我们需要未雨绸缪，需要知识，他们的负责人有知识吗？不一定，我觉得各国政府官员要关注风险，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风险。

现在消费者和政府都能搞明白，会回到最近的东西去，简单易懂、透明、可追溯的东西上来。我们担心的是基础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今天应该探讨的话题。我们不应该忽略另外一个话题，我们急需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忽略后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的问题，核能、转基因产品都存在了非常大的风险，不管我们怎么合作，以后都应该把它应用到其他危机的防范工作中，下一个危机不一定是金融危机，有可能是其他领域的危机。

Timothy P.Flynn：

说起政府，他们要照顾他们的公民，在本国境内照顾他们的公民，与此同时，全球层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是完美的一个世界，我们想要协调，政府看全球层面的社会契约是什么样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小。现在和一年前大家想的不一样了，很多政府都承认现在我们要有一种新的模式，建立合作关系，建立信任，跨国互动往来都是一个新的模式，很多人会超越他们各国的情况，再去看我们全球的一些新挑战，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精英和领袖都要面对全球层面的挑战，这才会影响以后的未来。

Aron Cramer：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要换一种思维来看问题，到现在为止，政府是制定和执行法律的，这是一个过于僵化的看法，政府完全可以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说影响全球话语领域，建立公司的秩序，政府应该考虑我们2.0版本的模式，这样才会重造社会企业。

Mohammad Jaafar：

另外一点需要做到的是我们大的机构、非政府组织也好，企业也好、政府也好，都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行为模式。公民有很多的往来，不管他们有没有介入，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往来，那么我们更需要注重什么样的契约社会财富，和每个公民的最大利益，然后再去重造这个机构，机构在不停的变化，唯一发生变化的机会就是要变化。

Stuart Popham：

我们要保证各国领导之间在共享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方式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政府可以引导全球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