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三方“演义”

2009年12月07日 17:01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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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关键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需要逐步适应上述局面积极争取气候变化议题的话语权”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贺炜、王子夔 | 上海报道

你一定记得，半个世纪之前，国际社会最大的恐惧是那场核武器竞赛---它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议题。而50多年之后，人们对坚利的核弹头的恐惧感渐渐消退，却对气候变化这一本来属于“低级政治”范畴的议题产生了极大关注。

追本溯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社会就已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议事日程，但关注者寥寥。冷战之后的十数年里，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国际社会渐渐达成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气候变化”与我们渐行渐近。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不止是个环境问题，更是国际政治和国家利益问题，涉及议题复杂、国别多样、责任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使得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减排”即陷入僵局，再无重大突破。

如今，全球目光都聚焦于12月的哥本哈根。世界将拿出一个怎样的方案来开启“后京都”时代？而这个方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强”---欧盟、美国、中国---如何“演义”。

欧盟：协调者

早在2007年，欧盟就已明确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提出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1990年相比减少20%的减排目标，如果发展中国家有可比行动则减排30%。

对于这个目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薄燕认为，光看数据，它仍与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有一定差距(后者希望截止2020年，发达国家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力争减排25%以上)，“不过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相比，这一目标仍然显得切实、诚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于宏源则进一步指出，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承担着“先锋”角色，“围绕哥本哈根谈判的气候政治越来越带有欧盟的色彩，就连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欧盟的政治倾向。”

领先，来源于欧洲已经深入人心的“环保”理念。复旦大学环境科学系系主任陈建民教授告诉记者，在瑞典，人们的房屋外壁通常会安装一个大型的储水桶，在天晴时用于灌溉土地，这样既节约了水资源又节省了能源。“由此可见，欧洲人的环保理念有多深入”。

另一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欧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相对较低，这也是其态度积极的原因。《欧洲气候变化计划》第一期报告中已测算过：“欧盟实现对《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总成本为37亿欧元，相当于2010年GDP的0.06%，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小。”

薄燕说，成本之所以较低，与欧盟的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相关。欧盟很早就开始了能源结构的调整，可更新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非常高。北欧国家冰岛用煤发电仅占整体能源的20%，对于水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很深。

此外，欧盟作为整体具有一个他国无法比拟的优势---内部减排成本分摊协议。欧盟成员国中并非每个国家都要做到减排20%，“富国”可以做得更多，为一些次发达国家分摊减排任务。

可以预见，欧盟在此次哥本哈根会议中仍会努力扮演“协调者”：试图说服半路退出的美国重回京都进程；鼓励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减排。

薄燕认为，当前欧盟内部唯一可能产生分歧的问题也许就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资助额度。据测算，发展中国家为了达成减排目标每年约需花费1000亿欧元。那么欧盟能提供其中的多少？作为整个京都进程的领导者，欧盟对此尚未作出明确表态。

美国：游离者

自从2002年小布什政府决定退出克林顿时期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美国就被贴上了对国际公共问题漠不关心的单边主义标签。

在探讨京都进程将何去何从的关键性时刻，白宫终于宣布了美国最新的减排计划：至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2005年相比减少17%。这个明确的承诺是奥巴马政府修正前任在气体减排问题上消极态度的一种进步，然而这一步迈得实在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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