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三方“演义”

2009年12月07日 17:01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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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燕说，如果仔细比对美国和欧盟的目标，就会发现两者的不同点不仅是具体的数值(20%和17%)，更为重要的是基准年不同。与欧盟以1990年为参照目标，美国以2005年为减排基准。如果换算为1990年，那么美国的减排量仅相当于降低了4%，远未达到国际社会的期待。

于宏源指出，美国身后还有一个“伞型”集团，这是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形成的，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家，对于减排都相对消极。

美国对于减排最大的心理障碍，是不想被一个在国际上普遍具有约束力的排放限额缚住手脚；它宁可自成体系，也不愿意恪守《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义务。

此外，美国也是打过算盘的。小布什政府在对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进行审查后提出的一份报告称，实现《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潜在成本，到2010年时将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如果美国不参加排放贸易，则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份报告还说，如果美国内生产总值削减2%，则相当于1970年石油危机造成的损失；如果削减4%，将使美国经济“从强劲的增长走向衰退，对全球经济也会带来潜在的重大影响”。

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的能源结构中对煤炭的依赖很重。实施减排目标，必然要对能源结构进行大幅调整，经济成本很高。

可以预计，终于带着“一揽子”目标去哥本哈根的美国在推销自己方案的同时，估计仍会利用国内的政治压力为托词，“告诫”国际社会不要对其减排目标抱有奢望。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问题，美国在避而不谈的基础上，也可能重拾“将中国等发展中排放大国纳入义务减排体系”中的旧调。

中国：主动应对者

11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减排目标：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全力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的诚意与决心。

薄燕说，中国的这一减排目标与欧盟的承诺有两方面不同：其一是性质上的差异，欧盟的承诺是依据现有国际条款的规定所制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如果不能实现则有违背国际环境法之嫌；而中国的减排目标完全是一种自主的行为和自愿的承诺。

其二是数量上的不同。欧盟作出的承诺是指其总体排放量，而中国的减排目标涉及的是排放强度。

陈建民教授认为，中国提出的减排目标“切合实际”。他说，中国以2005年，而不是1990年为基准年，是因为1990年的工业水平距今已经相差甚远：“若勉强而为之非但不能达到效果，也会对高度工业化增长时期的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得不偿失。”

薄燕的评价是，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京都进程的“积极响应者”，没有在国际上承诺对其构成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是源于其一直以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正在从一个被动的、压力反应型的参与者，逐步转变成一个从容的、具有大局观的主动应对者。”薄燕说。

陈建民认为，目前，中国最关切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与资金支持问题。温家宝总理此行也是带着明确的目标：一方面，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中期的量化减排义务；另一方面，希望发达国家提供可以落实的资金与技术转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节能减排能力的同时，呼吁发展中国家也尽其所能地采取减排行动。

在气候谈判上，薄燕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参照以往的国际环境谈判策略，以“77国集团+中国”的形式出现，以此增加谈判的话语权和筹码。也有可能联合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中印此前签订了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协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减排协议中已获得承认的合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