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小时倒计时：哥本哈根凝聚共识的选择题

2009年12月18日 00:0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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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陆振华哥本哈根报道

12月17日当地时间凌晨2点，23岁的法国女孩艾米莉依旧坚守在贝拉中心(Bella Center)。和她在一起的还有20多个来自全球各非政府组织的年轻人，他们都正襟危坐，毫无睡意。

之前的24小时起，超过110个国家的领导人陆续来到哥本哈根。而未来的48小时，则被认为是解决陷入僵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最后机会。这些年轻人希望在寒冷中的等待能够推动一个美好愿景的实现。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于17日下午抵达哥本哈根Kastrup国际机场。之后的两天，他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将在18日上午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立场和主张。

刚下飞机的温家宝，便立即会见了本次会议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巴西总统卢拉等。在会见拉斯穆森时，他提醒说，在哥本哈根会议最后关头，各国必须着眼大局，立足现实，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锁定已做出的承诺，迅速凝聚共识，达成一个显示国际社会共同政治意愿、体现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努力、为各方所接受的成果文件。

这是这位67岁的中国老人的心愿，也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诚意显现。

中国正用实际行动和“真金白银”证明自己的决心。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16日对本报记者说：要完成2020年的目标，中央财政要付出很大的财政支持。“财政支持总量会增加，有些领域的支持会扩大。中央财政的资金起到杠杆作用，带动私人资金支持可持续发展。

而知情人士17日告诉本报记者，温家宝总理还将进行多场双边和多边领导人磋商，尤其是和非洲国家、小岛国的领导人会晤；但是否会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见面还未可知。

在过去9天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未在关键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16日说，在过公约》和发议定书》下展开的“形式上”的双轨制谈判，依旧“争论得非常激烈”

这些关键议题包括，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绝对大幅减排承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转移，发展中国家自主的减缓行动是否要遵循国际“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监督等。

最后博弈的倒计时开始了，但愿景的结局都还在迷雾中——就犹如哥本哈根的天气。

中国行动

17日当晚，中国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可能又要继续熬通宵。谈判最后关头，睡个好觉的机会不属于主要国家的代表。

记者在会场看到，没等LCA会议结束，苏伟就匆匆离开。知情人士17日凌晨对本报记者说，苏伟是去参加只包括大国在内的磋商，以决定18日领导人签署协议前，是否以16日新提出的一份所谓“共识较多”的精简版案文来取代工作组“主席案文”，并成为最终的“哥本哈根决定文本”

苏伟17日则说，“我们非常理解主席国在追求尽快达成协议的焦急心情，但是不要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谎言当中，请看看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的行动。

虽然面临发达国家对中国减排目标的质疑，但是中国行动的目标已经板上钉钉。解振华在哥本哈根说：“中国的(碳强度)目标是不容谈判的。这是用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事。

在11月26日公布碳强度降低目标后，中国政府并未回应目标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具体分配指标。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16日对本报说，帮助实现碳强度目标影响最大的是电力、煤炭、钢铁、交通、建筑、水泥和石化等行业。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的他，在哥本哈根为中国谈判代表团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邹骥团队12月初的独立研究说，如果碳强度降低40%，我国要付出每年300亿美元的增量成本，约占当年GDP的0.4%；但如果达到50%，成本会上升至800多亿美元。

而按行政区划或者行业都各有利弊，邹骥更偏向的是直接把目标下达给企业。比如直接将指标下达给实行能效控制的一千家企业。他认为，这1000家企业的排放就约占30%，如果是将3000家纳入，就可能是70%-80%。“我们希望指标的分配直接和董事长相联系，而不是分到省长头上。这样做有利于国内碳市场的发展，因为省与省之间不会产生碳交易。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大地17日对本报说：“要实现目标，关键还是在节能减排和调整能源结构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