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的冲动与尴尬(3)

2009年12月23日 15:56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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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专家指出，CDM是一个市场机制的选择，在商人的逐利本性下，低成本、高效益的领域是自然的选择。而且，CDM现有的国际游戏规则，在更大程度上将这场逐利引向了一种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境地。

“之所以多做水电，因为新能源是最好做的。”刘钢指出，在湖南CDM中心向EB申报的CDM项目中，水电项目往往很容易就能通过注册，无一例拒签。

相比之下，工业技术改造等节能项目，虽然在联合国缔结的公约规定中可以做，而且湖南CDM中心也储备了几个工业节能改造项目，但刘钢表示，这些项目通过国家发改委不难，到了联合国就难说了。“节能类的项目在EB那论证起来比较难，被否定的几率较大，因此国内开发成功的案例少得可怜。

刘钢所说的EB论证，被称为关于CDM项目的方法学。“所谓方法学，一是确定基准线，你说这个项目是CDM项目，能产生减排量，你要去论证它跟没有做成CDM项目的基准线相比，能产生多少减排量。二是项目实施以后，怎么监测实际减排量。”杨宏伟解释说，

在批准的这些方法学里，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容易通过，节能类的方法学批准的很少。杨宏伟说，这一方面是因为EB在节能类方法学的开发上，投入的力度一直不够；另一方面，EB对节能类项目的要求过于苛刻，且不了解中国项目的实际情况，导致迟迟批不下来。

“越来越漫长的注册周期”

对于中国的CDM项目来说，眼前更为普遍的规则障碍，是“越来越漫长的注册周期”

“CDM项目走国内的流程，三个月之内给出答复。但走出国门后，流程走得不是一般的慢。”COWI咨询有限公司CDM项目总监马晶晶告诉记者，2005年，CDM在EB注册的周期还在六个月左右，以后逐渐变为一年、一年半，现在基本要两年左右。

漫长的时间消耗，最终让一些CDM项目被拖黄，参与方损失惨重。马晶晶说，很多项目在设计的时候，回报率是按照有CDM收益来考虑的，回报率达到企业的要求才上马。结果，项目快建设完了，CDM还没有注册成功，收入立刻减少一半。

“漫长的周期，让项目的发展充满很多不确定性，金融行业对于是否参与一个CDM项目的融资，也开始变得举棋不定。”现为标准银行CDM项目负责人的张亮蒙表示，

而在不断拉长的注册周期内，EB对方法学的反复修改，让马晶晶感觉到CDM项目越来越难做。“这个项目在申报的时候采用的是8号方法学。报上去之后，DOE这耽误半年，EB那又拖了几个月。过程中，这个项目的方法学经常发生变化，当它又修订成32号方法学时，你的申报材料是按照8号方法学准备的，且项目可能进行到一定程度没法改了，EB就说，你用的这个方法学都废止了，怎么还用呢？”

EB的注册周期为何越来越漫长？杨宏伟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裁判员的“DOE”数量太少。DOE是由联合国EB指定的经营实体，CDM注册成功，都要先经过DOE的认证。现在CDM项目里分了15个领域，而全世界的DOE只有20家，每一家只涉及几个CDM领域，有的DOE甚至只能做一个领域。于是，当全世界无数CDM项目汇集而来，就在EB这里造成了大堵车。

而DOE的数量之所以成为一个瓶颈，杨宏伟指出，是因为此前的气候变化公约规定，对DOE的审批卡得太死。“门关得紧紧的，现在基本是从老牌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一些DOE。

苛刻的国际规则能否改变

CDM苛刻的国际规则能否有所改变，朝着更有利于碳减排的方向发展？人们都在努力地观望。

前往哥本哈根进行谈判的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副主席吕学都告诉本刊记者，在11月上旬进行的哥本哈根会议最后一轮磋商中，各方对改革CDM、提高其效率已经没有原则性异议，剩下的就是考虑CDM的改革方向上如何达成一致。

吕学都指出，改革包括秘书处、专家组、DOE等的职能效率；CDM的相关政策应更加清晰和明确；方法学和工具也应更加清晰和明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CDM项目方面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应更加平衡。

“现在是非常的不均衡，EB有无限的权力，但没有相应的义务，而作为项目的业主，有无限的义务，却没有相应的权力，他们的很多关注和声音都无法传递到最高决策层。

杨宏伟也认为，缔约方大会需要给EB更多指导，比如简化程序，而不是把审批程序越来越复杂化。另外，要增加透明度，假如一个项目被枪毙了，EB应该给予业主申诉的机会。

“未来CDM会获得很大发展”

那么，在CDM进入实质性改革，特别是2012年第二承诺期开始之后，究竟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从交易市场来看，未来CDM会进一步获得大发展。因为未来发达国家的深度减排是不可改变的趋势，而CDM供应方将会逐渐萎缩，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吕学都说。

根据发达国家目前已经提出的到2020年的减排承诺，以及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涉及海外减排的内容(每年允许购买10亿吨减排量)，发达国家将需要比第一承诺期大得多的海外减排量指标，以完成自身的减排义务，CDM或类似机制会继续成为未来的国际合作减排机制。

吕学都进一步指出，现在国家已经公布了碳排放强度的指标，国内各方会积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也许会催生国内企业在CDM这方面的考虑。“但这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其实涉及统计、核查、第三方监管体系的建立，准备起来将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