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一号文：从政策面看行业发展机遇

2010年01月12日 14:22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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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总共有11个。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以农村改革为主题发布“一号文件”；2004-2009年，则已是连续6年。我们认为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呈现“农民、农村改农业”问题，凸显了农村改革的重要性，而连续多年以“一号文件”呈现则显示出农村改革的迫切性。

1952年国家确立重工业先行的经济发展思路，政府对农产品统购统销，将大量的农村劳动剩余免费转移到城市支持工业化发展。按王梦奎和陈锡文的测算， 1952-1986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拿走5800-8000亿的资金用来扶持城市工业化，直接导致解放以后的3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全面启动。

1978-1985年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率大幅释放，城乡收入比(城镇家庭居民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由1978年的2.57下降至1985年的1.85年粮食产量由3.05亿吨提升至4.07亿吨。这一时期国家连续5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关注农村改革，明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理性，并于1985年取消已实施30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逐步实现农产品的市场化定价。但80年代的农村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农哺工”的问题，虽然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取消，但国家政策扶持依然严重倾向于城市，政府对城市的隐性补贴不断增加，1985年后，城乡收入再度扩大，到目前已经达到3.31，甚至高于1978年以前的水平。

面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学界开始关注“三农”问题。芝加哥大学D·盖尔·约翰逊教授(林毅夫教授的博士生导师)在1998-2003年间连续撰文《中国未来的食物供给：中国会让世界挨饿么？》、《中国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成效和问题》、《中国农业调整：问题和前景》和问中国能否通过在农村创造非农岗位来转移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关注中国农村改革问题，并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我们列举一二：第一，建议政府承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租赁、转让和抵押的合法性；第二，寻找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解决方案，认为未来几十年，多数非农就业机会应出现在大多数农民可以每天乘车往返上班的距离之内，而不是过度扩张现存城市规模及发展新的城市和城镇；第三，加大农村基础建设投资力度，扩宽农村人口受教育面和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修建农村公路和通讯设施，完善水利设施，保证对农业技术研究的投入和推广力度；第四，加大对农民的信贷扶持力度；第五，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农民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我们看到，1999-2003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种粮积极性严重下降，2004年“三农”问题第一次从国家政策层面提出。增加农民收入，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村基础建设投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统筹城乡发展等，关注和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农业政策是个非常宽泛的命题，它不仅仅涉及一个产业，而是事关整个国家的发展，是一个战略话题。分析近6年“中央一号文件”，我们认为其合理诠释了未来中国农业的政策主线。按我们的理解，我们认为：

中国农业政策的核心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

当前政策的关键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统筹城乡发展

我们认为2004年以来的新一轮农村改革对未来的影响是深远的，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业”的基本战略是对过去50多年农业政策的彻底反思。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核心思路下，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陆续展开，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上市公司将享受农业政策的利好迎来不断快速发展壮大的机遇。

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统筹发展催生行业发展机遇

如我们在上文所述，农村改革和农业政策的推进，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业的现状，以及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因此研究农村改革和农业政策是一个宽泛的命题，它不仅仅涉及一个产业，但从专业投资的角度，我们更关心农业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的影响。因此在保障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的背景下，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的相关政策，我们对农业行业的发展以及对农业上市公司的政策效应做了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