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岭的新年

2010年02月21日 13:45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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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芳洁陈文雅

黄杨抬起铺在地上的床垫，靠在墙边，好腾出空间摆放从隔壁借来的小方桌和小板凳。他的女朋友小李正在门口的煤炉灶上生火炒菜，不小心被浓烟呛了眼睛，拼命抹了几把眼泪。

黄杨今年26岁，四川人，已经大学毕业三年。他在北京CBD附近一家IT公司上班，住在中关村以北西二旗的唐家岭村。他每天上班要倒两次地铁、两次公交，来回六十公里、路上需要四个小时。

“我女朋友就在上地上班，我就一直没搬。我本来就在中关村上班，不过去年那家公司生意不好，老拖欠工资。新工作很难找，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大望路上班了。”黄杨解释说。

黄杨：没脸回家

“不是每天都能回来，有时候加班到半夜，公交、地铁都下班了，就只能在办公室里凑合一晚上了，”黄杨揉了揉充满血丝的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太累了！春节前活不多，所以给老板写了假条，趁这时候好好休息一下。

繁重的工作让黄杨没有时间讲究生活。平常也不是每天生火做饭，一般就在村子里的面食铺子上买点儿大饼馒头。他也不太邀请朋友来玩，因为要招待客人，得先搬走床垫才能坐在饭桌边吃顿像样点的饭。

春节就要到来，在外工作的年轻人纷纷张罗着买票回老家过年。唐家岭的租客们也不例外，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准备去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年轻人。小贩在街道上摆摊吆喝年画、对联和鞭炮烟花，但是上前询价者寥寥，因为在这路上的都是过客，他们只对行李箱和蛇皮袋感兴趣——唐家岭的春节不属于他们，只属于那些依靠他们的房租生存的本地村民们。这里不是租客们真正的家，仅仅是一个用来短暂歇脚的驿站。

但是，家乡呢？那个每天在心里默念，在脑海中徘徊，在梦境里重逢的地方，却不一定人人都能回得去。

对黄杨来说，回家需要勇气。

“我记得小时候，快过年了就很高兴，因为有新衣服穿，还可以放鞭炮，现在每当想到回家，就有很多烦心事。去年春节我就没有买到火车票，今年本来是应该回去看看的。但是一想到自己现在这种情况……”黄杨踢了踢一颗石子，低声说：“家里人说，回家养猪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还是想留在北京。我不相信这么大的城市容不下我们两个人！”

“开始，人人都像过节一样，大家包了饺子，做了很多菜……但后来，当天色已晚，外面的喧嚣静下来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所有这些男孩女孩都聚在一起哭了。”这是北大博士后廉思在一本名为《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蚁族》的调查报告里，描述他和一群唐家岭年轻人吃过的一顿年夜饭。

2009年9月该书出版后，唐家岭的年轻人受到了大量的关注，并揭开了一个被称为“蚁族”的群体的生活状态。因为书中大量的采访内容来自唐家岭，所以唐家岭被认为是“蚁族”的典型聚集地。

廉思描述那顿年夜饭时说，“在这个非常特别的场合，再也没有理由掩盖他们对家的思念和挫折感。

如今，这些不敢过年回家的 “蚁族”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号：“恐归族”

“其实，爸，公司春节根本就不加班，我是实在不敢回来。我算了一笔账，年底拿到工资，交了房租，春运回家的车费就要四百多，到时候我估计连帮妈妈买件毛衣的钱都没有，爸，儿子没脸回呀！”

这是最近天涯上一位名为“飘泊在外很辛苦”的网友写的《一个漂泊在外的应届毕业生写给农民工父亲的忏悔信》，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紧接着，一则根据该帖改编的消息《今年春节不回家蚁族网上晒不回家四大理由》又被广泛转载，“蚁族网一词尚未冷却，“恐归族”又兴起了。

老篱和老晨：守候未来

“蚁族”这个词的兴起，和唐家岭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作为外来人口聚居区已经有十年历史。

唐家岭，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以北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城中村。说它普通，是因为它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城中村的面貌差不多：村民自盖的出租屋鳞次栉比，租住于此的外来流动人口占全村总人口数的90%以上；说它特殊，是因为在这里居住的，大部分是属于受过高等教育、在中关村附近的中小IT企业工作、收入普遍低于2000元、没有获得四险一金社会保障的外地年轻人。

两三个人共享一个10平米的小房间，甚至几十个人共享一个公共厕所和厨房，为的就是节省房租开支，以便把原本不高的薪水花在更要紧的地方。在这里，一个月花两三百块钱能租到一个除了电灯以外没有任何配套的空荡荡的单间，600块钱能租到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房间。而在市区的居民小区里，每月花1000块钱才能租到一个居室中最小的一间。

作为唐家岭最早的租户，老篱在此住了整整10年。2000年，当老篱初到唐家岭时，村里还都是平房，那一年他租下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屋子，一个月的租金只要100块钱，还不用交水电费。“当时，也没多少人来这里租房子。”老篱说。

而等到2005年，老晨来这里租房子的时候，唐家岭已经大不一样了。老晨租的第一套房子就是当地村民自建的楼房，他住在二楼，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每个月租金230元，仅二楼就有七八户人家。后来，老晨换到另一个村民家里，每个月租金360元，可以上网。而他现在的房东，改建后的楼房一共有5层，每层12个房间。

现在的唐家岭，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自己改建的楼房。据统计，这个村的村民约3000人，而外来人口已经超过3万人。“据我所知，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在中关村、上地工作，从事IT行业的，月收入一般在2000元到4000元之间。”老晨介绍说。而一些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收入水平还要低一些。在过去的5年，北京市房价、租金价格飞速上涨，而老晨在这里住了近5年，他的租房成本只上升了100多元。

唐家岭并不是贫民窟。老晨每天努力保持着衣着的干净整洁。除了因为要力争上班打卡不迟到而拼命挤公交车的时候表现出焦躁不安，大部分时间里，老晨显得井井有条。“烦恼着但也乐观着，痛并快乐着。

专项廉租房：朦胧的希望

在别人关注唐北京市家岭的时候，唐家岭的租客们在关注着政协委员刘子华的一份提案。

“政府出资，在交通相对方便的城近郊区规划建设大学毕业生廉租房聚居区。建设符合安全标准的超小户型公寓，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这类创业青年人才。”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刘子华这样建议。海淀区区长林抚生在两会期间也曾对媒体表示，将在唐家岭修建共有产权的公租房来解决“蚁族”大学生的居住问题。

如果刘子华的建议成为现实，唐家岭未来的公租房将会带来两点创新：一是将对外籍人口放开；二是集体经济组织将有可能在保障性住房中占有一定比例的产权，并获得收益。

“方案还没有做出来，还正在制定中，因为廉住房的建设不是一个单独的部分，是一个包括环境、拆迁等的整体方案。”海淀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对本报表示。

唐家岭的现状摆在眼前，全村村民目前几乎都以房屋租赁为生；这也使得村民家家扩建，这些建筑面积都被认定为违章建筑，在拆迁中，并不能获得补偿。而以租客老晨的房东为例，该村民所拥有的5层楼，每层12个房间，总建筑面积超过600平方米，每月的租金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如果按规定进行拆迁，势必会有巨大的阻力。

即便拆迁以后，村民还能在公租房的出租中分得一部分利益，但在唐家岭村委会刘副书记看来，农民的利益如何维护，租金收益的分配，是按股份制还是按人头的形式，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就看政府给什么政策了，现在还没有消息。”刘书记说。

而唐家岭现在的租客们，又将如何面对拆迁呢？“我能承受的价格就是500元左右/月，面积15-20平方米。”老晨说，如果以后的公租房能满足这些要求，他愿意接着住。

不过，老篱和老晨对公租房并没有多大信心，“再怎么拆也得一年后才能拆完呢！”到时候，他们打算转移其他的村子里去，“肖家河、邓庄子、土井村都是可以去的。”不过，像唐家岭这样实惠又便捷的村庄，是越来越少了。

相比尚且遥远的专项廉租房，他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怎么度过眼下又一个还没有宽裕起来的春节。

“我找了几个不回老家的老乡，除夕夜一起包饺子，每人做一个拿手菜，喝点二锅头，看两眼春晚，又不花太多钱，图个乐呵！”常常留在北京过春节的老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