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提升消费率可以改变增长模式(2)
《21世纪》:目前社保缴纳比例高,很多低收入者缴纳后几乎没有多少收入,因此农民工退保比较明显,你对此怎么看?
迟福林:我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很普遍。低收入人群是可以享受社保的,农民缴纳的社保比例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最困难的人可以享有最低社会保障。现在最低社会保障也正在发展,这带给社会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农民工退保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缴纳的比例太高以致没有能力缴纳,而在于劳动保障能不能流动的制度安排。比如,如果农民在广东打工,缴纳了社保基金,但是农民工走的时候应该享受的社会保障带不走,这个缴纳对他实际没起到作用,他当然就不愿意缴纳了。所以,最关键的是社保能否流动和转移的制度安排。
此外,还应该考虑社保制度与城市的衔接问题。第一是能否转移,第二是能否与城市衔接起来,所以这里的主要矛盾不在于缴纳能力。
我想这个制度的问题应该能够在未来几年内解决。现在我们也在呼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怎么把农民工融到城市中来呢?
提升消费率,转变发展模式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现在农民从土地用途转变中受益的比例很低,小产权房合法化不是很好的解决途径吗?
迟福林:土地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在土地出让的过程中收入太低了,大头在政府和企业,问题就在于农民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的谈判力量太弱了。要解决这种状态,就要让农民成为谈判中的主要力量。《物权法》等应该从法律方面保证农民的这个权利,这样农民才能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那部分收入。
此外,还应该配合相关方面的改革。比如说,在农村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集合起来的农民就会比单个农民有力量,这样可以适当增加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谈判力量。
《21世纪》:“十二五”开始,你提出中国将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居民收入对改变模式有什么好的影响?
迟福林:增加居民收入对于改变增长方式意义重大。因为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不提高社保水平,是很难有大的消费能力提高的。
中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目前还不到50%,只有49%左右,这比发展中国家还低了15%-20%。未来“十二五”、“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消费率如果能从现在的49%左右提到55%-60%,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将具有很大的持续性。这样就开始进入一个消费主导的时代,这方面需要做一系列的变革。
提高消费率,主要要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率上做文章,这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我想,如果在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至少提到10-15个百分点,如果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这对我们扩大内需,对我们发展方式转型就构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相关专题:201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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