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需回答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问题

2010年08月31日 02:25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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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傅

从中央到地方，“十二五”规划正在加紧酝酿之中。“十二五”走什么路，怎么走，不仅影响中国经济的中短期进程，更会影响下一个30年的发展。然而，从已经披露的调研信息看，有些地方还是把目光盯紧在自然资源上，发展思路没有完全摆脱旧的模式。出现这种状况，与“十二五”需要回答的两个重大问题——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有关。

所谓均衡发展，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指在总体经济结构和各环节之间的均衡，尤其在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上的优化调整；所谓协调发展，也是对近30年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修正，是对社会科学与文化“短板”的修复，特别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注重单一经济指标，忽视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的修正。

现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两个问题呢？这和前一甲子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系列经验教训有关。从1949年到2009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波动。前30年搞计划经济，主要受制于冷战时期的国际遏制环境和一穷二白的国内现实；后30年向市场经济转轨，主要得益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期和求生存、谋发展的国内改革需要。

然而，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都有一个非均衡化和非协调发展的问题。前30年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受国际遏制势力影响，外部环境艰险，战争威胁不断，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一要医治战争创伤，二要平稳社会经济，同时还要考虑站起来的中国人怎样才能站得更稳。在这种情况下，集中有限资源有选择地发展重工业，注重经济积累，自然是迫不得已的事。

后30年市场经济的探索时期，由于适逢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浪潮，加上“文革”已经把中国经济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当时面临的一缺设备、二缺技术、三缺外汇、四缺资本、五缺人才的发展落差，中国选择在少数地区搞特区，先行先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积累财富，再图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更有其必然性。

但是，非均衡战略虽然在特殊时期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它的负面影响同样也很突出。比如，城乡分裂、贫富差距、地区差距，以及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文化代价、社会代价等日益加大。而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从土地、人口，到资金、技术、资本等，以及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也都出现了扭曲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化解越来越多的“两难”矛盾，解决越来越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果不从关键环节入手，只是就局部问题谈问题，用老办法来对付新矛盾，不仅难以奏效，而且很有可能激化矛盾，使治理成本更高、代价更大。因此，重新回到问题的原点，审视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和社会公众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下一轮发展的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从外部环境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虽然大的战略机遇期还没有消失，但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前30年以发达经济体为主要依赖对象的外向型经济已经失去了基础。比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提出了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要求，开始加大出口、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机这对中国现有的外需主导型经济构成了直接挑战。

从内部情况看，由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触发了全球生产、贸易以及其他经济与金融关系的总调整，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因此遭遇了“被调整”，由此导致了国内的投资、消费等一系列结构关系的重新洗牌。其中，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而更深层的社会资源、生产要素、基本公共服务的重新配置与整合，也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换句话说，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30年所推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它所积累的许多矛盾，特别是内外部经济关系问题，内部的结构性、系统性矛盾，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彻底清理的时候了。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不研究这些问题，在发展中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就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新路。

而就经济来讲，现在非常关键的是如何改变过去的非均衡发展模式，从以外需为导向，各种公共资源与生产要素向少数地区和领域集中配置，转向以内需为主导，内外需均衡，各种公共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地区间、产业门类间优化配置，转向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向更加注重长远效益的新的均衡化发展模式。

现在，外需的情况已经变了，不仅东部地区需要加快转型，中西部地区如果还想复制东部的旧模式，走资源消耗、外需依赖型的老路，那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其前提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彻底改变思路，平衡好内外需关系，把内需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动力，重新调整各种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才能走出一条均衡发展的活路。

而均衡发展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决过去由非均衡发展遗留的历史欠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投入。这种投入，不是简单的补偿，而是在构建新的供求关系，在新的内外需结构中、新的产业与区域布局中，进行更高层次的优化整合。与此同时，还要迈出另一步，就是充分尊重各地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创造出各地独有的经济增长点，以谋求均衡而有效的发展。

就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来讲，现在更为关键的是要解决文化“短板”问题，解决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明显滞后的问题。这种滞后不只是硬件设施的滞后，更主要的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滞后、公民主体意识的滞后，乃至思想文化与精神家园建设的滞后。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明显不足，短腿现象严重。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行业振兴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这十几个行业振兴规划，有些立意比较高，眼光也看得远，可仍局限于一个行业本身，缺乏人文及社会科学的介入。十几个区域发展规划更是如此，多半着眼于本地的自然资源，很少考虑人文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规划的拟订，缺少来自社会及人文科学方面的系统研究。

这种社会及人文科学的缺位，也反映了社会及人文科学自身的问题，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滞后以及文化“短板”因素已经在无形中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还反映在国民综合素质与创造力上，反映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因为，当前“山寨”文化的盛行，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正是人文“贫瘠”的表现。

回到“十二五”规划上来，要回答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的问题，笔者以为，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已经变化的内外部环境，用均衡优化的综合性思维，构建发展新模式，解决非均衡发展遗留的老问题；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为在当代经济生活中，人文元素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提升作用。而一个地区的发展如果没有人文考虑，是不可能“和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