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十二五如何消解“发展悖论”

2010年09月21日 09:00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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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鞍钢

我们正出现了一个悖论，经济越是发展，人均收入水平越是提高，但是患慢性病的人数不断增多。“十二五”期间我们应当大力发展健康友好型产业，对健康危害型产业则应限制其发展，甚至让它消失

现在正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基本思路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一个核心的问题，到底我们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我们称之为健康友好型产业，要鼓励发展，大力发展。我们现在要更加明确、更加严格地限制健康危害型产业发展，这应该成为我们现在调整结构的重中之重。

推动中国逐渐从健康危害型产业，转向健康友好型产业，就必须得对人民群众的健康负责任。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我们十几亿中国人民经济福利最大化，比如说绿色GDP最大化、社会净福利最大化，HDI指数(人文发展指数)特别是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不管是白猫黑猫，特别是黑猫，转向绿猫，大力发展健康友好型产业，这是当前中国一个紧迫的问题。

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安全

“十二五”规划怎么设计?两个角度，第一，必须把健康作为一个核心目标，这和发展阶段是相关的。1949年到1978年，是健康发展的黄金期;1979年到2003年，是健康发展的缓慢进展期;2003年到2010年，是从增长优先到健康优先的转变期;2011年后，应当转变到健康与经济协调发展期。

第二，限制发展的产业要就公共安全性进行讨论。首先就是转型，这是现在的发展模式最核心的问题。当前我们面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得我们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类不健康，或者是健康不安全。而且，可以说烟酒消费既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又是巨大的健康杀手，而且这种杀手是隐形的，不是今天抽烟明天就死掉了，但累计死亡人数已远远超过汶川地震了。

这就是当前中国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即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安全是健康不安全问题。比较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的数据，可以发现，慢性病患病人次的绝对数是上升的，可以说，我们正出现了一个悖论，经济越是发展，人均收入水平越是提高，但是患慢性病的人数不断增多，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健康与经济发展已形成“发展悖论”。这一点，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同时，我们注意到，“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将公共安全保障作为政府11个公共服务领域之一，并且把公共安全的支出作为各级政府公共财政预算优先安排，并首次将加强公共安全建设作为一个单章，一个重点工程，最重要的是提出若干重要指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首次建立安全生产指标核算体系，要求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35%，工矿商贸就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25%。2009年这两项指标均已提前实现。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强烈的国家政治意愿、明确的国家发展目标、量化的国家规划指标，就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人类健康不安全的问题。

“十二五”核心是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就是要提高健康附加值。这就需要积极发展我们所说的健康友好型产业。中国人口是最多的，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人民对健康的消费和服务将来是世界第一的。

产业发展的三种类型

我们把产业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健康型，本身就是为健康服务的或者是投入的，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并在产业结构中进行调整。第二，我们称之为友好型的，如社区服务、旅游服务，包括体育健身等等，特别是公共体育。健康友好型产业都具有正外部性，是健康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撑、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具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优势。

第三是健康危害型产业，从生产、流通等等一系列环节，实际是输出负外部性。我把烟草产业作为NO.1。我也研究中国的煤炭产业，煤炭产业不是不要发展，但现在必须从肮脏能源转变为清洁能源，必须换“黑猫”为N绿猫”。烟草业除非它转变，否则我个人认为就是限制发展，提高税率，中国的GDP不靠它，应该靠前面两个，这是很重要的。

以烟草行业为例，2011年1月9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满五年，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五年我们还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消费国。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数据显示，现在烟草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杀手。烟草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健康危害型产业，必须限制。加入了框架公约，就意味着向中国人13亿人承诺，也意味着向世界承诺，为此必须要自我约束。如果烟草类行业还要大干快上的话，很显然是以损害十几亿人民健康的负外部性为代价的。

如果我们计算一下，烟草类行业的税收减去社会成本，得不偿失。2005年全国吸烟的直接成本为1665.60亿元，占当年卫生总费用的19%;间接经济损失为 861亿-1205 亿元人民币，总经济损失近3000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当年，烟草行业上缴的利税总额为2400亿元人民币。所以，除非转型为健康型产业，否则就应当让其规模缩小甚至消失。

我们不需要烟草业的GDP，那是黑色的，带血的，看不见的，慢性自杀的。我们有堂堂正正的GDP。我们就要围绕健康，在“十二五”发展新兴产业形态。

因此现在烟草产业将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众矢之的，既要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还要面临社会压力、政治压力。它要发展在我看来就是制造负外部性。

这里涉及到如何监管的问题，我们称为“两只手”，一个是强化市场之手，一个是强化政府之手。很显然市场之手要通过调整税收影响价格。政府之手包括对垄断利润进行严格的、透明的管制。而政府的机制就包括规划机制、法制机制等等，但是，在中国重要的问题是规划。减排节能也不是等法律出来才起绝对作用，而是真正写进“十二五”规划的，规划是很重要的。

从危害健康的劣治转向保护健康的良治

因此，我们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危害健康的劣治转向保护健康的良治，既和我们的产业发展有关系，又和我们的社会发展有关系。

“十一五”规划的创新是强化了公共安全。安全的含义体现为对人的生命、健康或公共、私有财产的自然存在、维持和延续。我们的研究发现，写不写进国家的发展规划，作不作为约束性指标它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安全事故，包括死亡人数，包括单位GDP事故死亡下降率全部超额实现，所以中国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就凭行政手段加上市场手段，限制烟草类行业发展也可以做到。

“十二五”规划首先更加明确把维护十几亿公众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二是国家规划中要将控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而不仅仅是在卫生专项规划中明确。第三，在卫生专项规划凸显控烟量化指标。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是我们拿不出量化统计和手段。我们自己怎么建立一个数据库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深圳带了一个好头，现在我们希望北京、上海、广州，特别是国际旅游人次最多的地区带头先制定当地法规。同时，在第十二五”期间建议全国人大能够尽快制定相关规则。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