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开放社会的双向因果关系

2011年01月19日 13:54
来源：新财经

0人参与0条评论

一个简单的常识在这里被忽略: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企业家似乎开始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

文/苏小和

企业家与开放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然催生出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反过来也必然促进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对开放社会的观察,可以用企业家的发展数据、企业家的案例来做量化分析。对企业家的观察,也可以用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设定一些与开放有关的价值坐标,来做具体的考量。两种路径互为表里,促使我们找到社会发展、市场演进的内在原因。

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

对中国企业家的观察,当然也能沿用上述的分析方法。事实上,这些年几乎重大的企业家新闻,都能在开放社会与企业家关系的维度找到内因。我想提到的第一个案例,是 2010 年风起云涌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案件。这个事闹得很凶,很多媒体非常气愤。在我看来,事情的主要性质就是上市公司与公权力结合,在公众知情权的层面, 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演进。必须指出,这是企业管理层主导,公权力推动的行为,它使得开放社会形成一种醒目的倒退。

我想到的第二个案例,是一名身在北京的知名企业家,他找了一个革命家的后代做爱人,现在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名企业家于 1992 年开始创业,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不错的企业形态。渐渐开放的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限发展,让他的企业有了机会,有了发展的模式。但他现在的所言所行,让我们匪夷所思。

他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从 1949 年开始的,1949 年至 1978 年是另外一种现代化,毛泽东是改革开放的领袖,是领导中国人走向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了不起的人。

我曾问过他,如果你生活在上世纪 50 年代或 60 年代,你会有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吗?你会赚这么多钱吗?他没有回答我。

一个简单的常识在这里被忽略: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企业家似乎开始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

历史的真相摆在这里:1949 年至 1978 年,中国没有一名企业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都没有。或者我们干脆说,连企业家的形态都没有。少数生存能力稍微强一些的人,偷偷跑单帮、做生意,被政府用投机倒把的罪名严加惩处。

1978 年,是中国企业家的启蒙之年,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家,身家过亿的企业家已经有 10 万人了, 身家超过 50 亿的企业家有 5000 人。这是醒目的变化,前无古人。而这个变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就是开放社会催生了企业家的诞生。

横向的比较,也能说明问题。一个醒目的见证,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开放国家,有特别多的企业家,像比尔盖茨、福特等; 日本也是,日本从“二战”以后出现了特别多的企业家。

所以说,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甚至是一种唯一的因果关系。韩国的开放比中国早不了多少年,但是,现在韩国已经拥有三星、现代等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在全球 500 强中,他们以私人企业的身份闪亮登场,成为全球开放社会和市场体系中不可忽略的一种力量。

索罗斯是开放社会的硕果和推手

没有自由,没有开放,怎么会有今天星罗棋布的企业生态呢?怎么会有我们丰富的生活呢?这是个常识。由此,开放社会成为我反复思考的路径,尤其是当我们把中国当下的经济格局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阅读的时候,开放社会成为我们必须守住的第一范式。比如,近一段时间,中国最大的企业事件,当然是谷歌离开中国大陆。

关于这一点,各种说辞纷至沓来。有人认为,这纯粹是一起企业战略事件,不值得上纲上线;有人则认为,这是正在开放的中国的一次不开放的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一起企业之间的竞争;有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开放的企业和一个不太开放的国家之间的价值博弈。

索罗斯总是反复提到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这让我兴趣盎然。我的意思是说,从索罗斯的哲学里,也许我能找到解读“谷歌事件”的相对周全的方法。这些年,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全世界纵横捭阖,攻城掠地,他的方法论,应该是有某种启示意义的。

卡尔?波普尔的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国内有一大批铁杆跟随者。这位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长期以来被西方学界誉为“开放社会之父”。从科学家到文史哲界的专家,从政界要员到企业家,无不深受波普尔学说的影响。尤其是他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甚至成为诸多商业天才的经营利器。而这一大批商业天才中,当然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索罗斯。

事实上,索罗斯是波普尔的嫡传学生。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他提前一年完成了毕业考试, 为自己赢得了一年的自由时间。如何打发这一年的自由时光,索罗斯的选择是来到卡尔?波普尔的门下,让自己成为了他的关门弟子。

从索罗斯后来的言说来看,波普尔对他构成真正影响的学术体系,仍然是著名的证伪方法。所以,索罗斯上来就复述导师的观点,经验的真理不可能绝对确定,即使是科学原理,也要通过检验来证明。一个失败的检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掌握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的宣称,所以只能强加于社会,这类意识形态也会导致压抑。

有人说,索罗斯显然不是波普尔最喜欢的学生,这种表述不虚。事实上,索罗斯日后的发展显然没有沿着学术的方向演进,他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有财富的金融大家之一。但索罗斯本人不这么看。他自己认为,正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对他构成了毕生的影响,他才得以成功。而且,他沿着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法论,这就是索罗斯反复解说的所谓反射性理论。

如何用最少的语句来陈述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并不容易,按照他不厌其烦的言说,似乎有点像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天体学上的宇宙和反宇宙,或者是社会学中的多样性、信息学里的无遮蔽多元信息场域。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必须建立在他的导师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架构上。否则,索罗斯一切的商业行为、一切的思想行为,均无从谈起。

这正是我喜欢索罗斯的理由之所在。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索罗斯简直就是一个怀疑一切的人,他总是试图寻找到更加多样性的信息,逐条加以怀疑,然后组合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索罗斯曾说,由于他在德国和前苏联占领的匈牙利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知道一个不开放的社会如何抑制了他的才华,所以,他才如此热爱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

不过,相对于观念的正确与否,索罗斯和他的导师一样,更加关注观念背后的方法论。即使在美国,索罗斯也一直坚守波普尔开放社会的理念,坚守他自己的反射性方法,他是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真正门徒。

比如关于汹涌的金融危机,索罗斯就认为,这是信贷和杠杆使用的无止境增长导致的灾难,而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则是: 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可以听之任之。

索罗斯批评了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认为他们忽略了绝对自由市场的另外一种反射性,即人的不确定性。而对于小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索罗斯认为,正是对美国开放性社会的某种收缩,比如传播的主导原则和单一原则,才导致美国人最终同意小布什发动战争。在这样的意义上,索罗斯认为,这才是美国开放社会的最大危机。

任何一个人都很容易犯下矫枉过正的毛病,就像人的眼睛长在身体的前面,当我们朝前面看去,必然要丢失背后的风景, 当我们朝左边看去,必然要丢失右边的风景。人总是一个有限的人。

索罗斯显然是深深领悟到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去分析索罗斯这些年的金融大手笔,必然能发现,他总是试图超越金融,站在一个更加周全的地方打点自己的生意,他不是那种坐井观天的小生意人。有些时候,他像批评家,有些时候, 他又像杀手,有些时候,他锱铢必较,有些时候,他却是一名彻底形而上的思想者。

中国企业家的差距

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企业家显然与索罗斯存在极大的差距。毫无疑问,中国当代企业家都是开放社会的产物,没有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企业家们一个也不会出现。但是,当这些企业家拥有了财富之后,我发现,有相当一批人似乎成了开放社会的敌人。

最明显的例证,是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普遍迷恋官商勾结,而官商勾结,毫无疑问是开放社会的死敌。在新经济领域, 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对越来越疯狂的信息封锁不仅不抵制,反而助纣为虐。幻想自己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之后,自己可以分得利益。殊不知,任何形式的信息遮蔽,都是对开放社会的遮蔽,而任何关于开放社会的抵制,最终必然导致企业的式微。因为,人类企业发展史明显见证了一个事实,企业家必然是开放社会的产物。

一个成功的索罗斯,当然是开放社会的硕果。所以,索罗斯在 50 岁那一年,在他的对冲基金增长到 1 亿美元之后,他开始思考,究竟什么事业才值得他继续发力?在漫长的思考之后,索罗斯终于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会。他为这个基金会确定了醒目的宗旨,就是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弥补已经开放社会的种种不足,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一名富可敌国的金融大鳄,愿意站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批评的姿态,这无论如何值得善于拍马屁,善于官商勾结的中国企业家们学习。而关于今天的中国,索罗斯的建设性批评也让人耳目一新,他说,现在的中国人还愿意以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但不可能永远这样。

腐败是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需要公民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中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 世界其他国家绝对不可能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中国的繁荣。

关于索罗斯,还需要说一点,这名曾经因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激动不已的商人,事实上比很多中国人更能看到中国的危机;这名得益于美国开放社会的金融巨人,事实上一直在促进美国的进一步开放,他对美国社会任何一点点与开放为敌的行为都保持着巨大的愤怒。

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家们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呢?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当企业家们都不促进开放,甚至甘愿充当开放社会的敌人,那些耀眼的财富,那些光鲜的公司,又能存活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