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若美国像中国可轻易征税其信用评级不会下调(2)

2011年08月20日 00:52
来源：经济观察报

0人参与0条评论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是过度放任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而这次的美债降级风波则可以说由凯恩斯主义肇端。那次是自下而上的危机，这次是自上而下的危机。这是不是证明了这两条道路在美国都走不通，美国政府为挽救上次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失败了吗？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陈志武：目前的财政危机、国债危机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许多人原来以为有政府花钱去救市、救经济是很好的解救金融危机的办法，现在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采用凯恩斯主义手段，包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救市手段，最后只是把问题掩盖起来，浪费很多资源，但是问题照样没有解决。其结果是把金融危机转到了政府的手里，让政府赤字失控、国债失控。那些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把问题推迟，同时也把结构性问题变恶化了。

美国社会、政府和企业的负债加在一起，过去三年总体上是上升了。原因在于，虽然民间社会家庭的负债在过去三年下降了，但政府的负债的上升多于社会负债的下降额。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这次金融危机是由债务过多所引发的，那么，过去三年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来的问题，反倒使其恶化。

所以，这次国债上调的谈判过程，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以及紧接着的各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反应等，都说明美国不能再按以前的模式，动不动就要刺激这个或救那个。所以，刚才我说，标普降低美国政府信用评级从短期看是坏消息，但从长久来说，通过倒逼美国财政政策，使美国经济重新恢复健康，不是坏事是好事。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设计，人的本性决定了什么制度安排都会在不同时候产生不同的问题。政府管制、凯恩斯主义会出问题，自由市场也会出问题。既然都会出危机，我们就得看什么制度安排更有利于人的创新，更鼓励人的创新，因为人类社会进步毕竟都是靠创新推动的。我们从计划经济、管制经济的经历中知道，政府管制往往抑制创新，会使经济死水一潭；而自由市场经济则不然，它会鼓励、激发创新。1978年时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难道不是因为计划经济之下政府管制经济过多、过死，致使社会无法前行所致吗？那也是一种危机，一种社会代价。

经济观察报：如果美国纯粹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选择，会不会又回到大量的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的局面，这是经济的正常循环吗？那些破产、失业的人该为此买单吗？

陈志武：人类历史证明这种循环也许不是坏事，应该好好利用。或许，危机是社会能够自救、自我修复的一个必要手段。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可能都逃不开这点。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成功的时间越久，就会越盲目、越自我膨胀，对自我能力的评估就越夸张。那么，接下来做的事情就越笨、越愚蠢非理性，投资决策、经济决策越来越离谱、越来越低效。当泡沫吹得越来越大，到最后怎么办？靠什么来提醒社会？危机！就像人体有问题时需要发高烧一样，退烧后，人体产生的抗体对抗病毒、细菌的能力就增高很多。美国金融市场在过去两百多年就是这样走来的。

每次危机发生时，身处其中的人有的要家破人亡或倾家荡产，有的企业会关闭，这些人付出的代价比其他人要高，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在问题被扩大之前社会不能理性判断，到最后一旦转变成危机之后，有些人要付出异常的代价可能是难以避免的。

比如，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结构性问题非常多，如果大家想避免中国社会将来发生危机的话，今天就必须调整这些结构性问题。可是，调整的动力在哪里？怎样进行结构性改革？在今天不能进一步改革的情况下，大家就只好等着这些结构性问题变成大的危机，那对社会的代价当然会很大。

经济观察报：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全球各经济体“人人自危”，全球金融市场“地震”，数十亿资产蒸发，很多人质疑一家评级机构是否有权力降低国家信用的级别，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志武：标准普尔当然有这样做的权利，就像每个人有权利评论今天的天气好不好一样。实际上，目前的财政危机、国债危机是对现代福利国家的一种否定，是为不断膨胀的现代政府在喊“刹车”。标普把美国政府信用往下调以及之后的金融市场震荡，是对政治过程的一种补充或者说一种压力。在政治过程不能解决问题时，市场必须站出来，对政府行为、对政治过程进行施压，这些都是好的、积极的事情。在选举政治下，不管是美国还是西欧国家，普遍面对一个问题：你要拉选票，就尽可能地要多给选民保证，以至于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西欧国家财政开支越来越大，福利国家的福利程度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失控。同理，议员和总统不会轻易挑战现有福利项目。这就造成了西欧国家和美国的政府越来越庞大，这时很难有机制去制止这种福利国家政府膨胀。这就要求金融市场必须出来说话，标普说了，金融市场也说了，由此倒逼政客们去行动。这很好。

现代政府规模到底有多大呢？比如，中国乾隆时期，1760年前后，乾隆朝廷的财政税收大约不到5000万两银子，当时一个北京工匠的年收入大约是25两银子，所以，5000万两银子的财政税收差不多是200万北京工人一年的收入，乾隆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只要200万工人的收入就够了。但是，今年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超过10万亿人民币，大概是5亿城镇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还只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不包括土地收益，也不包括国企的利润。

美国今年的联邦财政收入2.2万亿美元，相当于5000万-6000万美国人的年收入。如果按今年的财政开支3.8万亿美元算，这等于9000万美国人今年的可支配收入。这种政府规模比中国小多了，但现在的美国政府的相对开支水平是乾隆清政府规模的45倍！美国现在有3亿人口，但乾隆中期的中国人口大约有3.4亿，比美国今天的人口还多。

所以，我们看到，受凯恩斯主义和现代选举政治的影响，福利国家的形态即使在美国也膨胀了很多，达到空前的规模，有越来越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水平就不足为怪了。即便是“小政府大社会”标杆国家的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也会高达1.6万亿美元，财政开支3.8万亿美元。正因为政治过程不能抑制福利国家的膨胀，那么就只好通过信用评级的下调、金融市场的震荡来倒逼。所以，标普的行为以及金融市场的震荡反应，是好事，是对失控的福利国家的否定。

尽管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美国信用评级的下调短期内是坏消息，会带来很多的阵痛，对美国GDP增长构成一些负面打击，但从长远看这些阵痛是必要的，而且是健康的，也是金融市场对政治体系的一个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