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救市先要信息透明

2011年10月17日 01:06
来源：投资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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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以来，温州不断有涉高利贷老板因资金链断裂出逃。从江南皮革的董事长黄鹤开始，有统计的“跑路老板”已有数十位，甚至有涉案老板跳楼自杀的极端事件发生。但此类案件的具体案情，非但未见详细披露，却反而成为官方重点遮掩的信息。

从已被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不少跑路老板的涉案金额过亿甚至过10亿。而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在今年7月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的企业参与。温州官方文件也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的六分之一，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规模的五分之一。

另据中金公司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估计，全国范围内的民间借贷2011年中期同比增长38%至3.8万亿元，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

如此高规模的民间借贷究竟有多少处于风险之中，我们无从得知，官方只是一再强调“出问题的只是少数”。的确，温州失踪的高利贷涉案老板只是数十位，相比参与放贷的企业数量的确是少数，但我们相信，问题并不止于这数十位老板，温州的困局只是全国民间借贷危机的冰山一角。

从各级政府对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重视上，我们可以猜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国庆节期间温家宝总理亲赴温州调研并发布指示、浙江省和温州市两级政府近日迅速出台各种对策、其他高利贷市场繁荣省份对民间借贷大户的监控，都预示着问题的普遍和严重。

从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到出台各种救市的“组合拳”，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政府就像一台救火车，在危机面前总是异常“高效”，但这种高效我们似曾相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也是迅速重拳出击，积极救市。但是，如今暴露出的各种新危机，正是当年仓猝救市留下的后遗症。

为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发布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手段是扩大信贷规模和投资)，大量资本流向低效部门和虚拟经济，泛滥的流动性带来了物价飞涨和房地产价格泡沫，致使政府不得不“紧货币”应对20通胀。而银行的体制决定了货币的歧视性流向——宽松货币的得益者是政府投资项目和大型企业，紧缩货币的受害者是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

短时间内货币政策一松一紧，加上居民存款的负利率化，导致高利贷市场在短期内急剧繁荣——缺钱的中小企业为了渡过难关不惜成本地从民间融资，回报无门的居民存款流向风险极高的高利贷市场。

其实，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早已暴露，但有关部门却视而不见。今年上半年，本报记者在河南一些中小城市进行调查时，同样看到了大量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在从事高利贷业务。而当记者向当地银监局、央行驻地机构等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询问此事时，这些部门却都互相推诿，避而不谈。

另据本报记者调查，江浙地区的民间借贷危机，还可能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在高利贷的巨额回报下(最高的民间借贷年利率竟达180%)，普通民众大量参与其中，不少人把房屋重新估值质押给银行套取资金用于放贷，更有甚者，将已经质押给银行的房产，二次质押给高利贷放贷者获取资金。

将房产价值和高利贷生意捆绑在一起，是基于房地产价格不降和房产方便变现这两种假设，但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正让这两种假设成为泡影——限购不仅让房价有下降的风险，而且限制了房屋的变现能力。这样看来，一旦高利贷的系统出现风险，就会引发房地产市场的系统风险，最终会将银行牵涉其中，形成更大的金融风险。

温州几十个高利贷老板跑路事件，并非区域性、偶发性的危机，它很有可能是全国性、系统性民间借贷风险的前兆。金融市场的管制已经造成利率价格的双轨制，并在现实中形成体制内的低廉资金成本和民间的高利率市场，在这种背景下，不乏掌握体制内资源的利益群体，利用其优势获取高利贷市场的暴利。

如果金融体制的市场化问题不能够解决，造成高利贷危机的深层次问题得不到正视，民间金融的后续问题得不到暴露，政府就仓猝地出台救市政策，很容易掩盖问题的本质，错过从根源上治理问题的良机。

在这一点上，欧债危机的处理方法值得借鉴。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尽管欧洲不少国家面临破产风险，但“救还是不救”的问题却被反复讨论达一年之久，不断有信用评级和研究机构对各国的债务风险进行量化调查和研究，让人们在足够透明的信息下参与决策。

处理温州民间债务危机，同样需要详细的调查研究，需要在开放和透明的环境下，谨慎决策。如果在信息闭塞的背景下急于救市，再联想到此前风传的温州大量公务员参与放高利贷，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是在救官员的财产和政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