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半生遗憾张培刚(4)
未了的遗憾
《农业与工业化》出版前的这几年,他忙于编写、讲授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创新理论。那时能系统讲述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张培刚经常被请到礼堂上大课,一个讲座,几个半天,把西方经济理论介绍一遍。
我第一次见到张培刚,就是听他的讲座。初冬,他拄着拐杖,操着一口带乡下音的武汉普通话,间歇会用很标准发音的英文提及一些西方经济学术语和西方经济学家的名字。他幽默,风趣,有时还自嘲,隐喻中透出豁达、开朗和精明。
“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赞誉声渐起之后,张培刚的学术研究生涯,在70岁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此时,他发现“发展经济学开在国际学术界已走下坡路,后继无人。他果断地举起了“新发展经济学”的大旗,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等重要文章,试图再创发展经济学的辉煌。
此时的中国是改革的年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产生了一批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宏观调控和财政、税收、货币、物价等市场工具和运行机制的引入,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构架,使得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炙热的命题,不断被推到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80年代中后期之后,就不再成为学界的中心。张培刚的努力与成果,在与此时的同辈、晚辈竞争中,显得并不引人注目。
张培刚倡导的“新发展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正是今天中国需要认真研究的。二元结构、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递减、城市化和城乡协调发展、农民工阶层的形成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须在繁荣和浮躁并存的经济学界,以平静而理智的心力,踏实而不失尖锐地进行。
张培刚还帮助了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完成经济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这是一所工科大学,依靠大师级的张培刚,经济类院系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他们需要得到张培刚的支持,却因自身学科架构和学术梯队的缺乏,难以为张培刚提供足够的学术支撑条件。
去年我去看望师祖,师祖夫人谭慧老师谈起师祖的一大遗憾:“他带博士生太迟了,刚粉碎四人帮那会儿,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要调,武汉大学要调,华工都没放,等华工批下博士点,他已85岁了。”我注意到,此时已沉默少语的“师祖,师也若有所思地点头好几次。
张培刚还有多少遗憾和惋惜的事呢?他说得极少。或许,他只想让这些伴他进入泥土;或许,他已没有多少遗憾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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