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等茅台酒价格降一半收入分配改革就成功了(2)

2012年10月20日 02:43
来源：中国经营报作者：马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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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你要看到，地方政府跟企业一样，钱永远是不够的。我们看到，卖地最多的地方，比如北京、杭州等等，都可说是最有钱的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跟企业家一样，越有钱野心越大，越觉得钱还是不够。所以钱够不够永远是相对的，没有土地财政的时候，地方政府还不是照样过日子？所以说，地方财政困难目前来看是带有虚假性的，北京、广州、杭州这些卖地最多的地方，是因为穷得过不下去了吗？显然不是。财政就应该是政府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西方的地方政府就是这样，首先算算自己有多少钱，然后去办事。而我们的地方政府是，要办事就想办法在政策上开口子，看到土地可以卖钱，就在土地上做文章。

所以未来要改革土地财政，关键是中央政府有没有这个决心。我认为，这个决心不是不可以下的。我举一个例子，当年部队、武警还有执法机关经商，其中的利益是惊人的，当危及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时候，中央下决心不就解决了吗？关键是这件事情利害关系有多大。现在看来，如果按照土地财政的路子搞下去，甩掉城市化的主体，政府靠倒卖土地过日子，与地产商成了利益共同体，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国家的根基都会动摇。是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还是要政府不该得的土地收益，这个账很容易算。而且，现在通过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赚到的钱越来越少了，因为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下，拆迁补偿越来越高，加上基础设施建设用掉一大块，真正净落到地方政府的钱只能越来越少，而地方政府还要背负一个卖地的恶名，累积巨大的民意压力，得不偿失。跳出来看，通过卖地获取收入的政府，除了香港特区，全世界没有这么做的，它不是一条正路，而我们恰恰学了那个最不好的。况且香港卖的全是公地，并不需要靠征地来再去卖地，所以也就没有我们这些矛盾。

分配改革是场硬仗

等茅台酒价格下降一半，收入分配就成功了。

《中国经营报》：你也曾谈到，分配改革必须放在土地制度改革之后来，这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华生：首先，土地制度改革本身就是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什么把收入分配放在后面，因为土地改革难度很大，但是好处也很明显，它能够解决我们城市化的主体问题，会带来内需，带来经济增长，好处一大堆。直接的收入分配改革难度很大，但好处不是很明显，得罪的全是强势群体，或有话语权的精英，受益者则是分散的弱势群体，所以这样难的改革要摆在后一步，否则可能还没干成呢，改革者自己就牺牲了。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提到，等茅台酒价格下降一半，收入分配改革就成功了。是不是说这项改革的关键还是在政府这块？

华生：对，应当说从政府到社会改起来都不容易。收入分配改革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的隐性收入猖獗到这个地步，因此这项改革的触动面会非常巨大，涉及我们整个财政税收制度，从它的制度设计到监管体制都要做根本性的变革，否则什么也改变不了，分配不公现状很难改变。

《中国经营报》：现在看来，年底前一个新的收入分配方案就要出台，你对其作用并不看好？

华生：出个方案并不难，但把一些原则性的提法归到一起来形成文件，也许更全面一些了，但我不认为会解决多少问题。因为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场硬仗，现在大家其实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比如现在都说要动垄断行业的利益。媒体属于意识形态，可说是最垄断的行业，动你们媒体各位从业人员或你们领导的收入就能解决贫富差距？你自己想一想就会明白这很可笑。这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简单。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认为现在各项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很难推进，就是因为阶层的利益固化，甚至出现了权贵化，但你似乎不认可权贵资本主义的判断？

华生：要看到，我们国家现在所谓的权贵不是卡扎菲家族，也不是苏哈托家族。现在的高官阶层，在卸任后根本不可能把国库背回家去，但其中很多在任内确实得到了不少好处，但跟他们曾经管理的资源来说是九牛一毛，远远称不上权贵。包括大型国企的领导人，他们到点也要退休回家。他们其中有人在任内可能捞了一点，但是相对于他们曾经掌控的超大型国企，这些人在任期捞的全加上，一般也远远抵不上市场化的经理人收入，哪里能称为权贵。这说明，这些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阶层是非常飘忽的，是不稳定的，会有新老更替带来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会带来不稳定性，会导致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是有权贵资本的问题，但你肯定不能说中国的主要资产已落入那种固化的权贵家族。

《中国经营报》：你对政治改革的起点设计，也是先从党内民主开始谈的，强调机制设计、投票程序，而不是理念上的？

华生：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程序。中国人喜欢做是非判断，实际上西方民主主要讲程序对不对，程序对了以后，最后就是选出一个烂人，大家也得认。我们的问题是，可能口号理想都非常好，有时可能选的人也不错，但就是没有程序保证。就是好人变坏了，他在台上你也没办法去制约他。我强调党内民主，并不是说我完全把希望放在这个上面。因为我同时强调了人民代表的选举跟参与机制的保证，跟上一个问题一样，政治改革的推进也要内外配合。但是讲党内民主，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更主动，没有任何可以推诿的理由。因为党内不存在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也不存在民主素质问题，因为按照定义都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从党内民主开始推进，可以使得那些不愿意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和阵地，让他们无路可退。

《中国经营报》：中共十八大马上就要召开了，下一代领导人其实跟您是同一代人，经历过文革动乱，又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你怎么评价这一代人？

华生：我对这一代有信心。我这样说，不是看个人的素质，个人素质有偶然性，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主流的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这代人，如果我们对这代人没有信心，其实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那我们还说什么，只能指望子孙后代了。同样，我们对这一代有信心的时候，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就像鲁迅说的，官员跟国民是同构的。具体说来，很快走上领导层的这一代，也就是“老三届”这一代有大都有从农村工厂考到大学的经历，接受的知识信息都是一样的。这一代的确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了解过去的旧体制，且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又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所以相对来说，在社会里的根扎得比较深，更加求实，而且又不乏对新事物的追求，这是这一代的主流。

而且不光我们50后60后这一代，后面70、80、90后都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要求跟我们又不一样了，他们要求更往前走，也是未来的推动力量。也就是新的领导层既要承上启下，又要面对新一代的诉求，所以我认为未来是很有希望的。

华生简介

1953年生，江苏省扬州市人，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燕京华侨大学校长。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管理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积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