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收入分配改革应保证富不过三代子女不再拼爹

2012年11月22日 05:46
来源：新京报作者：范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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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应保证“富不过三代”

核心观点

解决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要保证两点：第一是机会公平，第二个，要保证“富不过三代”。这里所说的“富不过三代”是指这个社会结构不会固化，这样才有奋斗的动力。怎么做到富不过三代，就是遗产税。

一分为二看“刺激”

新京报：有种说法是宏观调控带来了一个新型的“经济周期”，你怎么看？

刘胜军：过去历史经验表明，比如说西方唱衰中国的时候，中国总能够绝地反击把经济再救活，我想中国还是有这个能力。

但是对调控的负作用确实要重视。以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例，你不能对它要求完美。从当时的情况来看，4万亿计划确实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为什么4万亿计划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很多主流经济学家持反对或者批评的意见。其实是大家没有把这个问题区分开看。区分开就是讲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要实现的效果，还要考虑到决策会引起的连锁反应。

新京报：经济刺激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刘胜军：最大的连锁反应就是地方政府推出差不多有10万亿的刺激计划。

我们知道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体制性的问题——“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主体，比如说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包括我们原来在90年代的银行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商业银行。这种情况下它做事情往往不需要考虑后果，就会导致我们经济过冷或者过热，这是我们经济周期起伏的一个体制性的根源。

原本以为通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已经解决了这个体制性的问题，但是到今天各地接二连三的万亿级别的投资计划告诉我们，这个体制性的隐患还是存在的。地方债的问题从根子上讲还是银行的配合，因为地方政府是没有钱的，这些钱都是银行的信贷。在这一轮扩张中，你看银行信贷的增量图，2009年、2010年突然爆发。再看这两年外资银行的信贷情况，贷款规模不仅没有增长，有的还在收缩，和中资银行形成了鲜明对比。

“花钱”常伴随着寻租

新京报：外资银行的信贷投放能说明什么问题？

刘胜军：外资银行是以风险为导向，知道在这样大的刺激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低质量项目出来。中资银行考虑问题不一样，中资银行做事情保证这件事情是“政治上正确”的，其他事情并不重要。

每一次经济刺激计划，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国企、银行而言，就是一次花钱的机会。花钱的机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腐败的机会。每一次花钱的过程，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企掌握这个资源，投资的效率和体制损耗非常大，这里面寻租空间是巨大的。这是我们目前经济面临挑战的根源。

新京报：当前经济增长放缓与经济刺激存在因果关系吗？

刘胜军：“花钱”失控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上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失控，房价再度飙升。在这种情况下，又倒逼决策层采取急刹车，例如一些高铁项目暂停，银监会开始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调控……这一轮组合拳下去，通货膨胀是下去了，但是经济也下来了。

为什么经济会下来？这就回到我们中长期问题，中国经济是高度依赖投资的。中国投资率在2010年达到49%，也就是投资占GDP的比重。这么高的水平在全球世界经济史上都非常罕见。因为这么高投资率，加上这一轮急刹车又是在打击投资，所以我们经济开始下滑。

在政府投资中，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经济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假设政府有10万亿，在短期内应该怎么去花这个钱。不是说修地铁、高铁应不应该，而是说有没有更应该花的项目，如教育、医疗、养老。

第二，任何一个事情都要考虑它的成本。例如高铁项目，如果以市场方式去做，成本会不会更低一些？当然，我只是假设，因为没有办法去验证。但是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