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撰文谈与科斯和而不同处称推断中国绝非侥幸

2013年10月19日 22:37
来源：凤凰财经作者：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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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是张五常为2013年10月19日在深圳举办的追忆科斯会议而写的，授权凤凰财经独家发布。

原标题：科斯与我的和而不同处

2013年9月2日科斯谢世，神州哀之。他和我在学术上的交往，行内的朋友认为特殊，为此我一中一英地写了两篇追忆文字。科斯比我年长二十五岁，辈分分明。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课，互相讨论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大家同意而又坚持的是经济学应走的路：重视真实世界，漠视黑板经济。1968年初我向他解释分析合约的重要性时，他立刻同意这将会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对我来说，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只不过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科斯当年同意要这样发展，可惜今天分析制度的朋友一般不是那样看。

君子和而不同，对经济学问的处理科斯和我有三处不一样，主要是在重点上的。这些分离不是源于各抒己见，而是1969年我离开芝大后，没有机会跟他日夕研讨，逐步分离，经过了长时日就要变为颇大的分离了。一些行内朋友认为要是当年我没有离开芝大，跟科斯一起研讨到今天，经济学会有另一番景象。

交易费用的贡献以科斯为首

先说科斯和我不同的第一方面。我认为他在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坚持交易费用重要。这些费用的存在不是他首先提出，但他坚持，在几篇文章里把交易费用放在中心位置。那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局限，但科斯有力地示范着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重要的现象改变了。

我不认为在引进交易费用而推出验证假说这方面科斯做得很好。但他开了头，让我继续耕耘，想出了怎样量度交易费用的转变，怎样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书上等号，很多可以验证的假说是推出来了，不管怎样说，我认为以交易费用的转变来解释行为成现象——这个在新古典之后的最重要发展——主要的贡献者是科斯。

假设为零是重要错失

我认为科斯在理论逻辑上的最大错失，是1960年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内提出的今天被称为“科斯定律”的讨论中，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该文的重点不是交易费用是零，而是交易费用不是零，然而，他清楚地说：权利有了界定，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管权利谁属责源使用的效果会是一样。我在1981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指出，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权利界定根本不需要，有没有市场资源使用的效果都一样，这点科斯同意，阿罗也同意。

假说没有交易费用是一个失误，科斯同意，但认为是小错。当年我也认为是小错。但经过多年的继续推敲，这小错变得愈来愈严重，到今天我认为是大错了。可以说，我从今天有口皆有碑的“科斯定律”中学得最多的，不是因为这定律对，而是因为这定律用上一个错误的假设，所以严格来说该定律是错了。同学们想想吧，没有任何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不需要有。市场是因为社会有交易费用或较为广义的制度费用而出现的。

终于想到租值消散

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不少，加上一般老百姓不熟知的法治费用。另一方面，在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或公理下，市场的交易费用一定是在一个指定的情况下，获取利益需要付出的最低代价，换言之，市场的出现一定是为了减低其他非市场的安排而需要付出的另一些交易或制度费用。

这既是说，无论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有多高，其出现一定是为了减低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更高的制度费用。这些更高的非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些什么呢？我为这个问题想了二十多年，得到的答案是市场的存在减低了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想法容许我们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书上等号，虽然我们有时要转换一下角度才能把这等号看得清楚。另一方面，我曾经指出，市价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这没有错，但促成这准则的采用需要付出交易或制度费用的代价，也既是说资源的租值在某程度是无可避免地消散了。是的，有些问题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较为清楚，有些问题从租值消散的角度看较为清楚。世界复杂，但有趣，我喜欢把角度转来转去地看世界。

从无到有变化精采

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的含意多而精采。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而在我信奉的经济学范畴中没有局限的指定是不能解释现象或行为的。经过多年的探讨，我得到的结论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转变主要是用于解释制度或合约的选择，而责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分析应该是基于有了这些选择才处理。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们无从知道制度或合约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另一方面，我认为马歇尔的伟大传统不会因为漠视交易费用而全盘废了。挽救马歇尔的市场分析，我们要假设交易费用其实存在，但固定不变，有了市场，然后分析市场引导资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效果。当然，这样的假设不能让我们解释不同合约或不同制度的选择，加上无数的市场现象我们无从解释。从推出假说的角度看，说交易费用存在或不存在一般是说空话，因为推出假设需要指明交易费用怎样转变——既是说明从甲情况到乙情况什么交易费用是怎样转变了。

是的，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一律要基于交易或费用这些局限的转变。1969年我发表《合约的选择》，以风险规避来解释分成合约。今天我再不这样看，转用讯息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变化作解释。该文提到的卸责、偷懒等思维更不成气侯，导致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的悲剧。

利益团体是解释制度的大麻烦

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可不单是为了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那么简单。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这简单的处理应该对。但利益团体存在，左右着收入分配，交易费用会容易地上升：分析的麻烦就变得头痛了。我认为社会上有好些人，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会不顾社会的整体。是的，我愈来愈相信，有一天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自私会减低交易费用，也会提升交易费用，哪方面胜出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了。

利益团体的存在，是解释社会整体的制度转变，或解释政府政策的采用，远比解释市场中的合约选择困难的的原因。制度与合约是同类的现象，解释皆要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变化入手，但利益团体往往多而复杂，处理非常困难。好比要解释为何农业有分成合约是远比解释有工会左右的劳工合约容易的。如果有几个不同的利益团体参与合约或制度的选择，后果如何是更难推断了。

解释或推断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变当然也要从选择的角度入手——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法门。这个层面的解释当然困难，而事后的解释一般比事前的推断容易，虽然在原则上二者的方法相同。事后解释比事前推断容易，因为追溯有关的局限转变是远比事前选择有关的局限转变容易。后者我平生只中过一次大奖；只推断过一次，命中可不是幸运的。

推断中国绝非侥幸

那是1981年我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肯定的！当时所有行内朋友都反对这推断，劝我不要发表，有些甚至认为我会为此弄得身败名裂。我不是个要博取声名的人，但当时提出的推断理论那么完整——同事巴泽尔说半点瑕疵也没有——而推断如果不肯定不能被事实推翻，既是没有假说，所以决定发表，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了。

今天回顾，当年我能准确地推断中国改走市场经济，原因主要是一个。那是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那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干部集团。如果当时还有一个势均力敌的利益团体，我不会那么幸运，向来不会有胆写什么推断中国的文章。今天看，中国的改制及跟着的震撼发展，将会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章，而我竟然能在一九八一年推中——连好些细节也推中——免不了有点高傲之情，要夸夸其谈一下。

如果同学们能找机会细读当年我发表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会发觉写理论的第三节很完整，而指出局限转变的第四节是有着足够的观察的。同学也会发觉，在该文我提出的制度转变理论的基础，主要是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也既是后人认为是科斯定律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