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昔日调侃科斯：想象丰富思考持久表面却笨拙得很

2013年10月19日 22:51
来源：凤凰财经作者：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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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写于1990年7月，科斯获诺贝尔奖之前。张五常于2013年10月19日深圳参加追忆科斯会议，独家授权凤凰财经发布。

原标题：我所知道的科斯

（一）

1961年秋天，我刚进了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院，遇到一件难忘的事，一位经济系老师退休，把他的旧书及学报（杂志）放在经济学习的办公室“拍卖”。没有拍卖官；每本刊物都夹着一张纸，请有意购入该刊物的人把自己的姓名和愿意出价若干写在纸上。价高着得，自己心中的价格不够纸上别人所出的高，当然知难而退，不用出价了。

我和好些同学都好奇，看看每本刊物的出价如何及出价人数多少。有些不见经传之作，无人问津，也有一些仅出几毛钱的。名著如凯恩斯的《通论》、马歇尔的《经济学》、费雪的《利息理论》等。出价者总有好几位，而价格也相当可观。但令人最瞩目的，是一本1958年新出版的杂志——《法律经济学报》。这是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出版的刊物，五八年初版，每年只出一期，每期印行不及五百本。

拍卖中的那本初版《法律经济学报》看来很残破，显然被不少人翻阅过。旧的学报从来不值钱，但这本貌不惊人的旧册子，出价的竟然有二十多人；新的原价二元，我要出价二十五元才能买到破旧的。那时，二十五元是可观的数目了。当我“中标”后，从钱包里掏出那二十五元交给经济系的女职员时，她好奇地望着我说：“我们办公室里的人都等待着，很想看看哪位好汉赢得这本残破的学报。”

是的，早在1961年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研究生，就东德抢购这本后来具有革命性影响力的学报，但当时没有几家大学听过它的名字。

事情是这样的。弗里德曼太太的哥哥戴维德（A.Director），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个主要思想家，其智力与深度决不在弗里德曼之下。戴氏只有一个哲学的学士头衔，绝少发表文章，在芝大的法律系任教。教的却是经济。与他相熟的高手学者，无论是法律系的还是经济系的，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戴氏既不著书立说，也不喜欢教书。他喜欢阅读，沉默寡言，但一开口说话，旁边的人都静下来细听，好像怕走了宝似的。

只有世界上最高级的学府才能容纳像戴维德这样的人。如果在香港大学，他连助理教员的职位也不可能得到，更不用说讲师了。然而，当时戴氏在芝大，既不写文章也不愿教书，同事们就得找点适当的工作给他干。法律学院院长于是想到了办一本法律与经济合并的学报。请戴维德作编辑。不过戴氏对此也不感兴趣。他认为一般的学术文章都不值得发表；而一本刊物要靠大学津贴资助，没有市场的需求，是浪费资源，不办也罢。但是，他觉得自己除了日夕在思想上下功夫，对校方没有多少可以量度到的、具体的贡献，也就不好意思推却这编辑的职位了。

戴氏作学报编辑的作风自成一家，成为佳话。他很少约稿，从不催稿，永不赶印，绝不宣传。每年只出一期的学报，今年应出的往往迟到下一年才面世。但一九五八年底所出的第一期，十篇文章篇篇精彩。识者无不拍案叫绝。因为只印数百本，内容很专，很深入，只有对真实世界有兴趣的人才重视，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订阅的更少，要不是阿尔钦等人在我进入加大研究院之前对那学报赞不绝口，我不会从同学那里常常听到它的名字。

科斯（R.H.Coase）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是在那里取得学士的。学士学业的前一年，仅二十岁，他获得一项游历的奖学金，到美国一游，路经芝加哥大学时，曾走进奈特（F.H.Knight）的课堂长听了几课，若有所悟，写了一篇题为《公司的本质》的文章，不过等到六年之后—一九三九年—才发表。这篇文章很有名，但其巨大的影响力，要到四十年后才发挥出来。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竟然可以写出一篇四十年后在经济学上具有革命性的文章，可说奇哉怪也。

取得学士之后，科斯曾先后在两间英国大学任教职，1935年转回伦敦经济学院任摇，1945年发表过另一篇颇为重要的文章。1951年，要赴美国谋生，没有博士衔不好办，他就以几篇文章申请，获得伦敦大学的名誉博士衔。戴维德曾在英国与科斯有一面之缘，也就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认识戴氏的人无不重视他的意见。于是，科斯1951年抵美后在水牛大学任教，1958年再转到维珍尼亚大学去。这一切并无什么特别之处，那是说，在当时，科斯的学术生涯显得平平无奇。

（二）

1958年末，戴维德的《法律经济学报》出版了。阿尔钦在洛杉矶的加大阅读后，向人极力推荐，从此影响了我的半生。刚到维珍尼亚大学任职的科斯拿起来一看，觉得很有意思，便在1959年寄给戴维德一篇长文，题为《联邦传播委员会》。主编的戴氏一读来稿，惊为天文，就把它发表于1959年那期学报的首位，面世时已是1960年了。我在1962年才有机会拜读，钦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使今天，我还是觉得那样好的经济文章是绝无仅有的。

有趣的是，科斯的《联邦传播委员会》的发表，并不容易。虽然戴维德认为是天才之作，但当时芝加哥大学的众多经济学大师都说科斯的论点是错了，不修正就不应发表。戴氏将所有的反对观点向科斯转达，科斯坚持己见，不认为是错的，死不悔改。这样书信来往好几次，到最后，科斯回信说：“就算我是错吧，你不能不承认我错得很有趣味，那你就应该照登可也。”戴氏的回应是：“我照登无误是可以的，但你必须答应发表之后，到芝加哥大学来，作一次演讲，给那些反对者一个机会，亲自表达他们的反对观点。”科斯回信说：“演讲是不必了，但假若你能选出几位朋友，大家坐下来谈谈，我倒很乐意赴会。”

后来在196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戴维德邀请了弗里德曼（1976年得诺贝尔奖）、施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奖）、哈伯格（AHarberger，福利经济的首要人物）、贝利（M.Bailey，理论名家），凯塞尔（R.Kessel，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学天才，医学经济的创始人）、麦基（J.Mcgee，垄断理论的重要人物）、刘易斯（G.Lewis，劳工经济的首要人物），铭斯（L.Mints，理论名家）。加上戴维德及科斯，经济学的讨论从来没有那样多的高人云集。

这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辩论是在戴维德的家里举行。戴氏的家里请吃晚饭。饭后大家坐下来，科斯问：“假若一个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预——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科斯说：“错了！”跟着而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科斯屹立不倒。

多年以后，当时的在场者各有不同的观感。施蒂格勒对我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大损失。争论到半途，米尔顿（弗里德曼）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仍然站着的就只有科斯一个人。凯塞尔对我说：“经过那个晚上后，我知道科斯是本世纪对经济制度认识得最深入的人。”麦基对我说：“当夜是英国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了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当夜阑人静，我们离开戴维德的家时，互相对望，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说，我们刚才是为历史作证。”

科斯本人呢？他差不多给那个奇异的辩论会吓破了胆。他告诉我：“当夜我坚持己见，因为怎样也不曾想到可能会错，但眼见那么多大师反对，我就不敢肯定了。到弗里德曼半途杀出，他的分析清楚绝伦，我才知道自己大可安枕无忧了。”

是的，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成为芝加哥学派，说到底，不是因为外间所说的，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或支持自由市场，而是因为历久以来，那里有一些顶尖的思想人物，对真实世界深感兴趣，客观地要多知一点。芝加哥学派在那夜之前早已闻名天下。但那天晚上，辩论开始时反对科斯的人都是赞成政府干预污染的。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胜了一仗，然而，他却是赞成政府干预的伦敦经济学派培养出来的。

那天晚上的大辩论，今天在经济学界内，时有所闻。那么，他们辩论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三）

《联邦传播委员会》这个毫不起眼的文章题目，引起多个顶尖高手大辩论，跟着途程了经济学上有名的《科斯定律》，而这定律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第影响了社会对共产的看法，改变了下一代的民生——这样说是夸大了一点，但有愈来愈多的经济学者是这样想的。

科斯的《传播》文章，说起来，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他自1937年发表了《公司的本质》后，研究的兴趣都集中在专利或垄断权那方面去。他特别感兴趣的，是由政府保护或创立的专利权；在英国任职时，他考察过邮递、传播等行业。他的调查一项都很详尽，很细心，提不起劲去读他的文章的人，会觉得沉闷。但为了好奇而读的，会觉得他学究天人，是多个行业的专家。若读者不厌其详，细心地读，会发现科斯的文章在几页之中往往有一两句很有创见，令人耳目一新的话。

1951年转到美国任职后，科斯的兴趣还是政府创立的专利权。既然他曾经研究过英国的广播专利，到了美国，他很自然地转向美国的广播专利那方面去。在英国，所有的传播—电台、电视台、电话、刊物等—都是由一家权力极为庞大的政府机构管辖的。这家机构的名字是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ission（联邦传播委员会）。科斯当然要对这机构考察一下。没有谁会想到—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查，就改变了二十世纪的经济学；

科斯对这“委员会”的首要问题是：这机构的庞大权力，从何而来？他追寻历史，得到很清楚的答案。在本世纪初期，美国东岸的渔民驶船出海捕鱼，一去就是好几天，家里的人与他们联络，报平安，更重要的是通知渔船飓风之将至—是要靠收音机的。但假若两艘或多艘渔船同时用同一的收音频率与岸上的家人对话，那么声音就会在空间乱作一团，使对话听得不清不楚，后来用收音机与陆上对话的船只愈来愈多，各频率乱搭一通，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更甚者，有些好事之徒，为了过过瘾，乱用频率，向渔船传播错误的天气讯息，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容忍下去。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的前身，是个很小的委员会机构，设于一九二七年，用以管治播音频率的使用，有系统地控制收音混淆的情况。有了这成功的一页，小小的委员会，其权力变本加厉，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扩展到美国所有的传播及通讯各方面去。

本来是明显不过的，要一个近乎政府的机构来管辖的事，科斯却认为是多此一举！他认为“收音”在空间弄得一塌糊涂，是因为频率没有明确的，清楚的权利界定。问题的所在，是由于频率不是私产，如果没有管辖、谁都可以任意使用，岂有不乱七八糟之理？假若每个频率都被界定为私有的产权，那么越权侵犯的人就会被起诉。如果所有的频率都成为私产，那么没有频率“在手”而又要使用的，大课向频率的拥有者租用。市场于是发挥作用而大显威，把空间频率乱搭一通的混淆整理得一清二楚，而价高者得的方法，可以使频率的使用转到愿出高价者的手上去。

在《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中，科斯说了一句当时少人注意，但其实是石破天惊的话。他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交易的先决条件。”原文是“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后来举世知名的科斯定律，简而言之，只不过是这一句话，不要因为这句话肤浅。今天，好些经济学博士还是对它不大了了。也是在今天，整个北京政权都不明其理。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北京的执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发展市场，怎会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呢？

是的，产权的问题在经济学上早有悠久的历史，但从来不受重视，而说不及不同制度的著作，在科斯之前很少有以产权的不同为核心的。自古以来，在法律上，产权的讨论大都是以地产（不动产）为主题，牛，羊等（可动产）次之。科斯奇峰突出，以看不见，摸不着的广播频率来论产权。引人入胜，触发了经济学者的想像力，而频率的混淆是侵犯产权的结果，因而很自然地就带到污染的问题上去。污染是产权混淆的问题，这一提点，使我们对世事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