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大会四：中国企业的国际突围(实录)

2013年11月19日 15:31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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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如果按照工业化国家发展模式，有几个地球不够20、30亿人按照传统方式实现工业化。所以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

从科技创新自身来看，以绿色、智能、安全、普惠为特征，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并且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比如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里头制造出人工人造树叶，模仿天然数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效率提高十倍，不仅发展生物质能源开辟一条有效的途径，让我们理解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如何高效率太阳能有效的转化，可预计可再生能源、安全可靠清洁核能逐步替代化石能源。2050年全世界一半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信息产业也正在进入跨越发展又一个转折期，智能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制造等技术突飞猛进，网络突破语言文字障碍，发展新的网络理论。新一代计算技术，创造新的网络应用和服务模式等等。在当前的发展当中量子通讯、量子计算机都是发展前沿，量子通讯理论上证明唯一的一个最为安全的通讯模式，量子计算机也是一个新型计算模式，如果用一个现代我们常用计算机万亿次机损及破解15位密码大概15万年，量子计算机1秒钟就可以破译，所以对于先进科技掌握关系到国家发展。有国家经济预期3D打印带来新的工业化浪潮，这个事情目前有一些疑虑，还有一些技术没有解决，3D打印开发出多种不同的材料，制造的成本、打印速度和很多技术问题需要克服。3D打印方兴未艾，现在出来4D打印，4D打印可以变换形状满足你打印的需求。

核能生物学重大突破推动生物制造产业兴起和发展。科学家在实验室来制造人工的生命，当然这涉及到伦理问题，但是干细胞再生医学这样的迅速发展，可能会有望解决人类面临老年糖尿病等等重大难题，重大疾病除了药物和手术治疗干细胞是新型的治疗方式，尤其可以代替一些器官。科学家对于量子世界的探索已经从观测时代走向调控时代，为量子计算、量子通讯、量子网络、量子仿真这些领域变革奠定了基础。对于生命起源和演化，对于意志本身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入。

这些基本科学问题每一个重大突破，都将深刻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界、宇宙的认知，而且会开发出新的理论。有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直接或者根本的影响。综合判断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最旺盛的地方也是新型科技革命最优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这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谁抓住其余谁就抓住主动权，谁丧失机遇就会落在历史发展的后头。我们回顾人类发展史，目前为止人类有五次科技革命，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现代发达国家美英日法都是抓住技术革命成为科技革命的中心，他们就成为工业化的国家。如果没有抓住，成为后发国家。第六次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当中，如何抓住这样一个机遇，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的任务。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变化之大如天翻地覆，主要动力靠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能量。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重要转型时期，一方面，资源驱动，投资渠道，受到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在产业链不利的分工，难以支撑经济在现有规模持续的增长。刚刚闭幕的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再一次强调把全社会创新活力充分激发出来，这是站在更高发展起点的改革，也是面向未来的改革，增强应该发展内生动力，走内涵式发展道理必然选择。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们深切感受到我们科技创新与国家全社会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及也有现在体制上的原因。

我国创新起点不过，基础薄弱。1987年从美国回来做科研，国家对科技投入非常少，研究条件很差，我当时做一个仪器，你国外想买一个东西都有很详细产品的说明书，甚至送货上门，1987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非常热，买一个合适电阻电容每一家去跑去问，当时买一个图象卡还没有。所以这些其实为科技的创新带来了很多障碍，从90年代后期，这个状况才开始有所改变，但是重大原创性成果还是凤毛麟角。从2000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也是9年出现空缺，没有评的出来，今年很高兴评出一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9年之后有望填补这个空缺。

现在我国科教条件已经大幅度改善，社会对于研发投入2012年超过1万亿，占世界第二位。我国发表国际论文数量已经升至世界第二位，高水平产出也明显增多，比如说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在中微子研究、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超导方面研究都取得很好原创性的成果。而且中国申请国际专利也在大幅度增长，中兴、华为这样一些非常好的企业，他们申请的数量也位居世界的前列。我们人才队伍整体能力和水平也在显著的提升，心里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在回国创新、回国创业。据统计最近五年留学回国人员已达到80万人，这些迹象表明我国的科技创新已经开始从量的扩展像质的提升转变。

从一些后发国家经验来看，科技赶超跨越一般经过20年左右的持续积累之后才能真正实现质的飞跃，按照目前发展态势，我相信再有10到15年时间，我国科技创新一定能够实现质的飞跃。我们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将走在世界的前列，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科学家将活跃在世界的科技舞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将发展壮大起来，也会有中国的科技的大奖。实现这样一个发展图景需要科技界共同努力，更需要全社会大力支持，虽然我们目前科技体制还有许多制约发展、制约创新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我们以改革的精神、务实的态度去研究、去解决。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立足未来10到15年发展图景，认真思考迫切需要解决几个关键的问题，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一，要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机制。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落实创新发展战略的关键，科技创新要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积极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等主导作用，围绕产业链来部署创新链，加强市场竞争前关键共性核心技术的研发。产业界特别是企业要强化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技组织和成果转化中主体作用。根据统计我们国家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有70%左右的企业许多自己的研发中心。通过建立定位明确，分工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分担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着力解决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应用开发研究与实际需求接合不紧，转移转化渠道不畅，消除科技创新中孤岛现象，提升创新体系效能，全社会形成强大的创新活力。

第二，要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做好产业布局。在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加强前沿布局和先导研究，通过产业界和科技界合作，培养产业未来基础和核心竞争力。我更加呼吁关心和支持基础研究。一直有人问我基础研究有什么用，其实著名科学家法拉利说过，你问基础研究有什么用，你问一个出生的婴儿有什么用。其实基础研究用首先体现他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生活当中所使用的半导体、计算机、激光技术等等都是基础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而且更关键现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从基础研究阶段开始，原始性创新是核心关紧技术源泉，基础研究还体现人类不断追求真理，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也培育的创新人才，使现代社会文明、进步、于是的重要基石。我在国外参加一些专业的学术会议，比如说化学大会、美国化学年会、物理年会、材料年会，参加会议几万人，有好多来自企业界的人参加，他们听学术报道听一个教授讲科研成果，即使基础研究他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工作可以由潜在应用，马上下来找专家谈我跟你合作，你把你的专利给我，或者共同申请专利，这样就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我在中国当过中国化学会理事会当十年，好几千人开会，几乎看不到一个来自企业的人。如果说能够更多的关注技术的创新，最新的科学发现，最好的原始创新，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是来源于基础研究最头，你占领战略制高点。

第三，要创造一个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环境。上世纪80年代，美国涌现出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创业者，当时美国良好创新条件和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我们要从国家和社会的两个层面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体系，广泛的社会扶持政策和创新激励机制，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尊重和保护创新者贡献和权益，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产生自己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才能涌现出更多成功的企业家。中国科技创新跨越发展，不要依靠一线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也要依靠下一代和下两代科学家和企业家，未来他们以中国科学家和企业家身份站在世界舞台，失去这一两代人中国将会失去未来，我们必须打破现有利益格局，为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和企业家做好充分准备，让优秀人才得到更好的培养和更广阔的舞台，让一些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创造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通过创新实现梦想的实地，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的一支战略科技力量，将秉承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谱写中国科技新篇幅，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主持人：谢谢白院长精采演讲。我们以热烈掌声有请全体大会主持人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公司董事长芮捷锐先生和各位嘉宾。

芮捷锐：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

我们要开始今天下午的第一节的讨论，有关于中国企业海外的发展和海外突破，我们具有非常重量级的专家，我不会对他们逐一介绍，因为在手册里有他们的简介，每一个发言人将会集中发言时间我们进行讨论。我们还会有一个答问的时间邀请大家来提问。

在过去十年中国海外投资已经引起世人的注意，从走出去策略制定以来，中国的企业在全世界各地找到很多投资机会，一开始的时候，人们是出于能源安全性考虑来走出去，因此他们在海外去寻求一些资源资产，不是百分之百拥有，是共同拥有。但是有一些企业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在澳大利亚，有一些资产收购中国的企业，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包括在美国政府中期选举中提出中国企业收购资产的批评。还有中国企业由于动作不快，也使得一些收购的机会失去了。但是最近我们也看到这种并购的步伐有所放缓。看到私营部门海外的收购兼并加快了步伐，包括基础设施、市政设施。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于中国海外投资做一个审慎的评估，来了解哪些做的成功，哪些是失败的，据说这方面也是需要交学费，中国企业也交出了一些学费。我们看到百分之百所有权并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安排方式，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包括石油、天然气的例子，而且它的规模有时候是非常的巨大。

过去跟现在我就说到这儿，未来会什么样？在中国未来海外投资面临什么，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的地区、什么样的行业、中国海外投资应该借助什么样的工具？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来以后，我们看到新的形势，人民币国际化等等都会给中国海外投资带来什么样的机会，我们会倾听这些嘉宾他们一些意见，我们要接触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李若谷先生，他是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于中国公司收购外国自惭半音非常融资的角色，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巴黎起自己的分行，为此向李先生表示祝贺，下面有请李董事长。

李若谷：高西庆先生他姓高，坐的比我高，没办法主持人让我先讲，我先勉为其难。

中国企业走出去从我自己工作中体会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自身的困难，中国的企业现在对国际化理解还是比较初级一就是到国外收购个什么矿产或者参点股，或者做一个项目就是国际化，其实这是最初级的国际化。中国企业即使是这样，现在也遇到很多问题，它对海外的情况的了解，对其他国家市场情况了解非常有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它要走出去无论如何要了解国外的市场，特别是法律规则、社会民情等等，这些方面是弱点，这是第一个他们的弱点。第二个困难，国外的一些情况，中国特点是国有企业实力比较强，但是国有企业在国外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市场，对国有企业抵抗，不愿意让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市场给予它公平的待遇，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他发达国家都有相似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个观点所有发达国家必须彻底改变，现在世界已经越来越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如果把中国国有企业看作洪水猛兽是绝对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当然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要变革，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我相信他们的改革会越来越市场化，也会越来越被世界所接受。

第二个，由于中国企业对国外不了解，对国际惯例和规则的理解就有偏差。因此我建议，实际上国际上很多惯例和规则未必是合理的，未必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是有利的。但是怎么办呢？你得先钻进去再爬出来，就是说先要熟悉这些规则和惯例，善于利用这些规则和惯例，最后还要立足于改造这些规则和惯例。完全不改造就是拿来就用，我觉得是不行的。而且世界变，国际上通行惯例和规则，大多数几十年以前、上百年以前制定，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国家发展还有很多不利的地方。

第三个，必须创造一个互利共盈的结果。无论到发达国家投资和发展中国家去投资，如果你是单方面受益是不可持续的。像美国我们也做很多项目，我到美国和美国朋友讲，我们到你这儿不是想获得点什么，我们实际想来帮你创造就业机会，美国整天说你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都不是问题实质，他们经济创造不了就业机会，民众不满意，他就归咎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升了很高，美国贸易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实际上问题一大堆，不做结构性改革是不行的，西方遇到制度性的问题必须寻求突破，要有壮士断腕这种精神去改变他们的制度，就像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制度一样。

第四个，重视人才的培养，我们现在国际化的人才还是比较少，能够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人才也少，能够把自己的标准制度国际化的力量也比较弱。

最后一点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支持，中国政府对海外投资走出去非常支持，也出台非常有用的措施，希望企业要充分利用，金融部门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金融支持也是不行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国外国外设立分支结构，这样对企业支持也会加大。

中国走向企业是伟大的事业，但又是非常困难的事业，要想国际化不是做几个项目的问题，而是要真正变成跨国经营的有着国际化人才的企业才是真正的国际化企业。

我先讲这么多，谢谢。

芮捷锐：非常感谢，您讲的非常直截了当，像您以往的风格一样，我非常喜欢您这种风格。下面一个嘉宾是高西庆先生，谢谢你参加我们会议，你代表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你们作为一个投资公司，你们也参与了中国走出去的策略，从你们2007年建立以来，下面有请高先生。

高西庆：我很同意李总讲的意见，包括文化方面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方面一些约束。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外国的同志比较注意到就是CIC还在抱怨，我们不抱怨别人不好意思说，所以我们老做坏人。我们出去就说我们走出去过程中，刚刚成立2007年末到2008年上半年，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都有极大的警惕，认为中国就是到他们那里抢资源、抢好东西，要控制他们，要获得他们的技术，要把技术偷进来等等。所以一下子相当有名一些人物，我不好意思的人物到处去讲，说是怀疑你们。我跟他们交流过程中，发现他们说事主权财富基金，我们说我们成立好几十年，后来理解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主要就是意识形态。俄罗斯形态和美国差不多，其实也不一样，所以对我们两家攻击比较多一些。

有了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就想有点言不由衷就开始转弯，有几家还说我们其实还是挺欢迎你，你们钱尽管来。我们受了很大的鼓励，就到发达国家投了比较多。过了两年情况有了巨大的变化，到了今天过去两年里我们好几起非常严重的案例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出去投资，他们就阻止。对这个问题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跟客户交流，我感觉到这不是一般的交流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利益机制上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其实最大挑战之一，除了刚才说那些，从经验、体制经过时间和努力都是可以克服，利益问题不能克服，利益问题就是大家在利益上达成共赢机制，使得大家我们不至于把别人都拉走了，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取得进展否则没用。从这几年除了中投国内大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出去受到的阻碍，跟基础层次讲他们讲你们没请好律师、没请好投行、没请好顾问，相当程度不是这样。这一年我们仍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可能这样的问题不是今后十年八年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自己调整心态。中国是大国，我们得有大气一点，讲道理是讲道理，说事是说事，不用动不动就翻脸，这是我们自己的挑战。

芮捷锐：谢谢高西庆董事长，我想提一下我的意见，非常有意思因为如果谈到壁垒的时候，大家经常谈美国也谈澳大利亚，我是大使的时候经常有人对我说，中国海外投资最大是澳大利亚，第二是美国，美国今年就会超过澳大利亚。有一个笑话，你也许是疑神疑鬼，但是不代表没人跟踪你。我们下面第三个发言人就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副行长张红力先生，现在请您发言。

张红力：刚才两位嘉宾发言我非常同意，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我补充两点：

第一点，宏观一点的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的一个要求，同时也是中国企业自身发展的一个要求和向往。同时怎么样与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相互呼应、相互配合这么一个结果。我想说的第一点，其实文化上来讲，中国人不太擅长于走出去，几百年下来中国人是必须保守。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真正挺着胸脯往外走是2000年以后走出去有一些，文化上中国人不太擅长走出去，郑和下西洋每条船200米长，哥伦布找到美洲大陆妹船25米长，这是郑和下西洋70、80年以后，世界上说英国的国家大于英国本身，世界上说西班牙和葡萄与的国家也远远大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第一点中国人文化不擅长走出去，要求我们今天走出去有自身需要学习、考虑和研究的问题，无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还是在媒体和整个社会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道路当中应该更加多一些理解和宽容。

第二点，我想谈的比较具体一点。就是在走出去当中，与金融服务方面有哪些挑战？我想列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走出去企业普遍遇到金融平静。走出去企业境外银行没有信用记录。第二，跨境资本运作制约较多，外汇管理政策支持企业走出去，涉及跨境资本运作比较少。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外汇资金来源不足，造成企业综合成本偏高，在国际投标当中缺乏竞争力，特别中国商业银行外汇资金来源主要有一些存款，走出去企业需要大量外汇资金支持，而境内商业银行受境内外资金总量有限，人民币升值预期，这方面特别包括一些国际上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的影响的外汇存款快速增长难度比较大。也造成了我们对更好的支持企业走出去有很大的压力。第三，金融服务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境外机构设立工作面临金融保护主义的压力，金融海外发展相对滞后，海外业务规模有限，走出去相对集中的国家，金融机构网点和人员缺乏。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少数国家增加对外资银行监管约束和限制。部分发达国家一直监管能力不足，市场空间有限为由限制中资银行在当地进行机构的分设，为中国的商业银行深度参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设立了障碍。第四，我们的金融服务手段还相对比较单一，创新的能力有待加强。走出去除了基础金融服务以外，逐渐加大对银行银团贷款、出口信贷、保理等等较为复杂金融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对各种产品组合搭配服务更为迫切。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在产品设计方面还缺乏一些清晰的市场定位，同质化比较严重，同时在相对复杂服务和结构化产品，例如项目融资，海外供应链融资，外汇风险管理，衍生产品还缺乏香味成熟的经验。第五，作为金融机构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风险识别有待提高，企业走出去有特殊性比较高，走出去相对比较集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了解还不够充分，有些国家还是存在空白，在一定程度上也就限制和约束了金融机构这方面跟进。企业本身有走出去挑战，金融机构我想具体列出以下五个方面。

芮捷锐：你们在伦敦推出新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尝试，下面回到私营部门，下面就是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梁董事长领导下在国内和国外多样化自己的投资，他在中国私营企业全球化走向国际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仅仅在意大利一个时尚品牌中购买35%的股份，谢谢您今天前来。

梁信军：中国国内两家大银行的行长，也是最大国有投资机构的领导作了非常好的讲话。我是一个私营企业，我们现在资产规模还很小，我们只有1700多亿人民币，现在投资海外不到10%。目前我们在美国、日本、印度、欧洲和东南亚都有驻在当地的MD投资合伙人，在美国比较多，美国有3到4驻在当地投资合伙人。过去几年来的确我们做了很好的尝试。过去七八年主要国有部门主导，未来七八年慢慢私营部门比例会上升，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私营部门跟国有投资部门怎么合作的问题，避开当地的一种反对，同时能够更科学的共同定价。第二，怎么样探讨私营部门跟中国国有银行共同国外投资方面有所合作，也是降低各方面的风险。我也期待有这样一种更多的协同的合作。

我们在海外投资是清晰意识到海外风险，规避海外风险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思考：第一，我只投资能够从中国成长受益外国项目和外国公司，绝对不会因为它便宜我去投资。再具体讲我很希望我投资的项目在3到5年后，全球利润30%甚至50%可以受益于中国经济甚至就在中国产生，这样我对它的掌控会好得多。第二，对于客户文化冲突方面，我们强调我不喜欢做控制性的大股东，即使我是第一大股东我也不要求控制，我非常喜欢做第二大股东，我希望能够控制公司的人，从公司成长中分享利益，我确保它采取正确的中国发展的战略，这样我跟原来的股东，跟经营团队、跟工会都没有任何的矛盾，我们之间就非常融洽。第三，控制风险的方式是确保自己的投资进度跟你的能力和团队是匹配的。我们会花三年到四年从两个不同的案例当中去学习国际化的经验，三到四年只做两个项目，但是做完了之后我们就学会了决报我们知道所有的风险，然后我们会一年做八个项目、九个项目，团队已经积累好，已经有本地的团队，我才会有新的发展，这三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我想谈谈国际化的机会。过去海外对中国国际化充满一些戒心很重要原因，就是怕资源控制权的流失和就业机会的流失，这样的眼光是非常狭隘的。中国投资者也需要改变，外国的政府监管部门也需要改变。对我们来说，我有两点看法：第一点，对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我跟很多西方投资者不一样，我是看多的、看好的，尤其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及自贸区设立之后，我对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长期持续稳定充满信心，我是投赞成票。为什么我投资海外，最终在中国受益的原因，不是简单分散风险。第二点，怎么从中国增长受益，就了解中国动力发生什么变化，最大变化在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我认为什么样的情况都阻挡不了中国追求美好生活行动力，在未来五到八年中国毫无疑问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都是新鲜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能力甚至会超越普通西方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有库存。所有跟中生活方式有关的产业，将来它的中国市场五到八年后都将占到全世界的22%到35%，22%的原因是中国人口现在就占22%，将来我们中产阶级会超过22%。之所以到35%的原因，他们是一个新鲜的中产阶级，他需要消费的更多。我觉得跟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关联所有西方领袖级的公司都是值得投资，这个方式我们称之为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怎么样投资于海外领袖公司，把它带回到中国快速发展。特别是三个领域：一是个人金融需求关联的行业，个人金融需求跟中产阶级关联。二是体验式消费关联的行业。三是消费得起奢侈品。当然我觉得消费得起奢侈品已经广为人知，在体验式消费这一块说的还非常少，体因是消费既包括旅游、文化、医疗、健康护理等等都在里面，这些都是个人体验式，我从这三个方面找到海外企业投资带回中国发展。我们海外做了三个案例回到中国发展都成功，用实际证明中国高增长完全可以覆盖掉欧美的衰退，覆盖掉还绰绰有余，这样的方式是可行的。

中国金融大的改变业带来在海外投资的机会。中国金融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人金融需求在爆炸式增长，很多金融机构侧重于对工业，真正对私有和个人业务这一块还是有空间，你是有机会投资于海外金融方面的专业公司，把它带回到中国发展。第二，的确金融行业利率未来长期看会收窄，短期即便利率管制，政策放宽之后不会跌到台湾和香港这种程度，长期肯定是收窄，资源向有运营能力金融机构集中，有一部分西方金融机构具备这样的能力，可以把它引进来。第三，就是金融创新，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养老这一块很多人看做是压力和挑战，对于付支票地方政府，需要付支票的家庭来说，的确养老是一个巨大挑战，但是对于收支票健康护理机构来说，它不仅不是挑战，反而是一个机会。但是中国人我们意识到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并不是非常专业的从业者，我认为是有机会从西方引进在养老、健康、护理方面非常专业的机构到中国来发展和成长，实际上我们也这样做了。第四个机会是短期的，但是是现实存在，公开市场的投资，PIPE。我们买西方公司不见得跟私人家族洽谈，由于QE要退出这样一个预期，实际上导致全球风险性资产都是下跌，其中包括股票和很多资源类的东西、金融机构等等，价格是不高的。我们有机会投资于它，通过公开市场的投资，程度这些公司数一数二的股东，协助他回中国发展。最后一点，我们看好中国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在发达国家当中，例如美国未来十年经济会非常的坚挺，既有非常良好的制造业，也有非常良好的金融机构，也有非常高能源补贴，还有创新能力。适当在美国布局一些资产是有必要的，因此我们最近的确也是美国买了一些楼，在英国也买了一些楼，我还是要说这些楼的买法还是试图让它受益于中国成长，不仅仅在当地获取收益。最后一点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摆在所有投资机构面临非常现实的威胁。你的投资收益如果跑不赢通胀，我认为你是给股东损失钱。我们所有的一切要从这个出发。这个观点有争议，美国就可以，其他一些国家也没有，我们要清醒看到日本已经把通胀作为一个目标来管理，美国毕竟需要还那么多债务，中国货币发行速度只是不想太高，咱们也是比较高的。通胀威胁是摆在所有机构面前的挑战，我们投资全球的时候不仅仅为了分散自己安全性的风险，还是要现实的考虑跑赢通胀的问题。

谢谢。

芮捷锐：非常感谢梁信军先生，感谢您对未来的信心。有时候有些人说我是太看好中国，人们应该听您的看法，您对中国看法是非常正面、积极的。最后一位嘉宾是苏理达先生。

苏理达：刚才已经谈投资和金融的话题，我要谈公司层面的东西，不同的行业包括器械制造业和化学行业海外投资，他们在国际化应该有什么样的策略。我讲两点我的观察：

第一，似乎有两个阶段，首先收购的时候往往针对一个绿地的项目，如果这个绿地项目是一个好的机会，比如生产香槟酒、白酒，有好的项目我们想进入到海外。第二阶段，项目协议达成了，两三年以后之后执行当中会有很多失望，就开始后悔，说我们干嘛进入这个项目。我们里好好反思一下这个现象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项目本身是不是一开始得到很好的评估，是不是能够确定一个好的价格，到了海外的公司有没有所谓的竞争优势来从事这个项目，也就是说我们做这种项目相比竞争对手是不是把项目做的更好、成本更低。这里面要做一个跟地点相关的比较优势，我们来自中国，我们不要看到通用比较优势，不考虑是在中国有很好跟政府的关系，有很好劳动力的资源，这种通用的比较是比较容易的。因此你的比较必须根据具体的地点来进行比较。另外我们是不是有调整的能力，能够适应当地的环境，变成一个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在海外投资以后，我们能不能变成一个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能不能工会打好交道等等，这些事项是要经过很好的管理，然后才能进行投资，投资才能有好的结果。我增加一条，这一条是一种知觉，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困难，有些公司中国很成功，当你在中国很成功以后，你就有倾向于按照你中国的模式去海外来进行运营，但是这样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惊讶。

管理的问题刚才已经提到了，我来引用一下一个调查的结果，国际竞争力报告的一项调查结果。这里面有一项标准，它是衡量来自某一个国家管理层国际经验。中国是排名54位，总数58个里面排名第54，这个排名非常低，这方面调查是比较少的。至于说回答来自中国的公司有多少是成功的，有哪些是不成功的，这种调查是比较少的。最近出了一份这样的报告是来自欧洲，它说中国公司到海外投资50%都是亏钱的，但是盈利并不是你海外投资唯一目的，这个50%我们也应该综合的分析。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来比较一下，比较另外一个很诱惑人一个事项，就是跨国公司到中国以后他们运营情况怎么样，这些跨国公司无论来自欧洲、美国背景的，在很多方面他们一开始来中国也有相类似的问题，答案80%来自欧洲和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都是成功的。这是我刚才说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50%海外投资并不成功，而欧洲、美国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80%都是成功的。

我们能够从此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个人的结论并不是说外国公司比中国管理的更好，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话题，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一家公司马上到海外马上就会赚钱，都是需要点时间。我们到中国公司到海外投资的案例，他们都是新的投资，因此把他们跟美国和欧洲20年前来中国外国公司来比较，因为在20年前在中国赚钱，作为外国公司来说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跟今天中国公司到海外投资比较是必须具有可比性。因此我的结论就是，如果走出去国际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且很可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不是其他的。

因此我的建议是真正呢？第一，不要不会走的时候就急着跳，要摸着石头过河，有一天我也说了，慢比快好。我们经常谈投资的话题，管理层面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些投行，待会儿我会谈投行的问题，为什么老是关注项目的投资，而不是对人来投资，这些人成功比项目更加重要。主持人一开始也说了要交学费，因此要上商学院，特别是上我们商学院，我们要为经理人做好准备，在他们真正到海外投资之前，刚才我也解释了为什么要去学习，因此要花时间去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化，而且还要建立起国际视野和国际心态。我们中欧国际商学院在我们课程方面有很多的调整，我们觉得这些教学的内容对于中国公司到海外非常重要，我们也是中国领先的商学院，我们也开始来对我们商学院进行扩张，在非洲我们建立分校，长远来说我们想成为连接中国和海外唯一的一个国际商学院，帮助中国的企业国际化。

谢谢。

芮捷锐：谢谢苏理达教授，你讲的非常好。你为我们讨论作乐非常积极的贡献，我们下面还有差不多10分钟来让嘉宾来进行讨论，然后我们会请现场观众来提问题。我想首先问李若谷先生第一个问题，因为你们是最大的中国走出去的参与银行，我想问海外投资动机的问题，刚才我说了是由于资源安全性的考虑，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刚才苏理达先生也讲了现在的投资并见得是想盈利，而是有其他一些目标，您觉得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这些中国公司主要为了盈利还是为了帮助政府实现一些海外目标。

李若谷：中国企业到海外经营两方面目标都有，建筑性企业主要希望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国内建筑性企业利润比较低。资源性的企业，一个是掌握资源，另外一个他也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利润。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企业到国外去经营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它国内发展到一定水平他就想着到国外。中国有一些企业是为了到国外而到国外，这些企业可以考虑它的能力、水平没有那么高，一定非得先到国外去，最好还是先把他自己的主业做好，无论国内还是在哪儿，自己主业非常重要，把自己主业做出竞争力，再向国外走就可以。经济全球化以后真的很难分在国内发展还是国外发展，我遇到很多企业主要还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获取国际上的资格，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芮捷锐：非常感谢李若谷先生，讲的非常清楚。我再问一个问题，问梁信军来自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你刚才的发言没有谈困境、谈障碍，你对海外投资非常的乐观，但是前面的发言人谈了海外投资的障碍，作为一个私营公司来说你怎么看海外投资的一些障碍？

梁信军：其实在中国投资和海外投资都是一样的，你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建立你的能力，以及培养你的信用记录。所以我们在过去三四年来，我赞同刚才教授的讲话，在你学会走不要去跳，我宁愿花四年做两个项目，所有外国的团队不怕我，知道复星来了他不会失业还会成为股东，政府工会也不怕我，他知道不会丢失任何工作岗位。由于中国内需增加之后会增加他的工作岗位，积累声誉还是很重要的。第二点，我绝对不会碰外国政府认为很敏感的东西，在美国我考察投一些美国的油气资源，我不会在委内瑞拉投，不要碰一些国家很敏感的东西。第三点，一定想办法当地化，没有当地团队之前，每次投资我们找到一个当地合作伙伴，作为中国公司看到什么东西很便宜又能赚大钱，我第一反映是一个陷阱，天底下有什么东西赢暴力还能发展，我们跟凯雷集团，还有MD人才的积累，这样的积累花了四年的时间，我的确没有看到太多的障碍，最主要的问题因为我花了四年慢慢去学习，走的很小心，国际化进程当中确保你的成功率，而不是走多大的规模，成功率让你自己团队很有信心，让支持你的伙伴很有信心，你做三个项目输掉一个大家觉得你未必行，如果都做成了所有人都支持你，包括自己人和决策层。成功率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不追求赚钱、不追求好的回报、不追求成功，我认为你会慢慢失去支持者的。

芮捷锐：给梁信军掌声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下面来谈未来的话题，高先生你能不能讲一讲未来中国的投资方向会是什么样，你们在内部中投公司肯定做很多讨论，过去集中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未来投资重点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高西庆：是在改变，我想纠正一下CIC在国外投资并不是像您所说那样，我们每次投到跟资源能源有关的时候到处报道，其实你看看我们资源配置，我们所有的资源、能源这些合在一块也就占到10%之内，80%多跟这个行业没管。由于这个行业比较明显，人听着就好说，我们也不能说我每次去解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好，他指出一点中国在外面投资刚刚开始时间应不长，经过过去这些年交学费，经过这么多企业逐渐走出去，他们一个一个学习取得经验，实际上很多方面都会改变的。因为这和中国自己本身内部的经济结构是有很大关系，我们一直到过去绝大部分企业都是行业性的企业，尤其国有企业都是特定部门、特定行业做，他出去买这个东西跟这个有关。今后越来越走向多元化，多元化也从一个角度讲，会越来越走向非控制性的投资。刚才复星梁总所讲的，他从来不去做控制性股东，他和我们情况不一样，他要做第二大股东也有相当的控制权。中投完全不一样，中投是财务投资者，中国财务投资者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各家企业自己攒在手里的钱会越来越多，所有钱拿出去不可能做自己的行业，两方面：一方面，这个行业不可能有那么多。另一方面，你都做这方面引起人家警惕非常多。我们作为财务投资者明确告诉别人我从来不打算取得任何控制权，到今天为止我们基本原则10%之内的投资，有个别超过10%，都是由于特殊的原因，被投企业一定要增加一点。我们一个企业投到15%，他说不投5%，该增加5个谈判对手，因为没有人拿出这么多钱，这样就使交易复杂程度提高很多。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做一个有意义的少数投资者。为什么要有意义？如果太小股东完全不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讲，总得稍微有点制约，说的话总得听一点，完全不听不好的。我们做这方面工作，因为这一点大概向100个公司派出董事，早先我们不派，投资8%到10%都不派董事，我们价值取向我们要选好的管理团队，能够相信的大股东，我们用脚投票而不用手头。经过六年多的实践我们认识到，你不让知道米的声音，今天决然和公司管理层投相反票几乎没有发生过，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的不高兴，但是我们原则上还是以脚投票方式来做。像大的公司出去投资，尤其直投私募的公司，你用脚不一定走得了，你就套上链子了，这一定上我们这样情况以后会越来越多。相信旁观二位银行他们在外面做的更多改变他们自己以前的做法，纯粹用给人融资的方式来做，而是相对比较直接，但是相对比较小的投资方式来进行。

芮捷锐：您刚才说的非常有意思，您提到直接接触，直接派董事会成员，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山东一个公司董事会有投资，当时占78%的股份，我们当时在董事会和其他管理层合作，这些经验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双方每一个人都学到很多的东西，学习我们如何能够合作让公司发展的更好。面向未来张红力如果我让你反思一下三中全会，因为三中全会大家觉得都高度赞赏，不仅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大家都在谈，您在伦敦推出的人民币继续国际化，继续改革资本帐户，您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这个方面有什么推动呢？

张红力：我先说一下商业化的问题，工商银行在该外走出去为中国企业带来几百亿贷款，每一笔都是商业运作，没有政府指令。第二，我非常同意梁总刚才提到海外收购和当地团队这些情况，工商银行现在39个国家和地区有分支机构，其中大概相当一部分是我们收购完成海外布局，海外员工工商银行控股和全资超过10000多人，我们自己外派员工只有500，95%都找当地员工，有利于对当地法律、文化，融入当地整个社会社区，并更好的开展当地业务做出基础。今年刚刚公布的前三个季度海外业务整个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国内，如果说海外没有机会还是不对的，从工商银行本身走出去当中吃到了甜头。

三中全会确实为中国改革出发方面吹响了号角，金融领域也不例外。怎么样具体实施和落实好金融领域改革，无论利率市场化，欢迎更多民营资本金融领域，还是异核去偶走向国际方面，将会有一系列这方面动作。现在对于这个方面我想评价稍微早一些，作为工商银行来讲我们非常愿意看到中国金融行业更好、更健康、更快的发展，也愿意在这当中以一个非常开放的姿态，欢迎新的改革、新的创新在金融领域，以便中国金融领域本身能够健康的发展。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为中国的经济来服务，与不同金融体系的建设取决于真正他服务的实体经济是要怎么样来进行发展，往往创新型的经济可能需要金融体系与生产为主的经济需要的进体系是不一样的，我在未来整个中国经济走向方面，我们的金融体系如何进行建设，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怎么样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来服务，我想这是大家都是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芮捷锐：在Q&A之前，我们问苏教授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很多精采的见解，比如说50%都是亏损，欧洲亏损率更高，澳大利亚基本真80%是盈利的，20年前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是失败的，的确是有一些差距，中国已经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我们今天在台上提出了很多意见，总结一下您觉得多长差距？用多长时间才能消失呢？

苏理达：十年到二十年，国际化是无法抄近路。

芮捷锐：中欧商学院帮助下也不是吗？

苏理达：五到十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重要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必须也要有行业领袖，这些行业领袖在全世界竞争，全世界最大公司的数据，有很多公司都是在中国运营，他们这些行业无法对外界开放的，他们等于是垄断的。从一个大国来，你们还是垄断还是寡头，肯定是大公司的。我认为他们大多数并不是真正世界行业领导者，比如说华为、联想等等这样公司还缺少，我们必须向这个方向进发。

芮捷锐：你身边就坐着一个领先世界公司的领导人，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他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力，有的国家开始排斥它，中国在这方面动作是非常迅速的，我们就说到这里，问问观众有什么样的问题。

提问：我的问题问给前大使先生和苏教授，很多公司他们在外国投资失败，无论美国、欧洲，您刚才说差不多50%亏损率，除了这个理论和那个理论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文化的不同导致亏损？

苏理达：肯定会有文化的不同，但是这个文化的不同，出国就有文化的不同，不是中国只面对的问题，因为中国有很多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来到中国，在中国有国际竞争，中国政府做的非常好，比日本、韩国要好，日本、韩国没有跨国公司竞争，你必须30几岁年轻人送到国外，学习国外是怎样运作的。

提问：梁总你们想找到当地合作伙伴，对合作伙伴有什么的要求？

梁信军：最重要是合作记录，没有跟别人合作成功过，跟我们合作成功，那我们就彩了，概率太下了。第二，要求合作伙伴是行业领先按照者，不是领先者确保不了竞争力。第三，我们希望他是有相当规模的公司，有一定的竞争力。

芮捷锐：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讨论非常有意思，从讨论看大家是非常有激情，从激情来看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主要的成员，他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非常富有活力的时刻和非常富有活力的领域，我们这些外国人必须自己市场保持开放欢迎中国的公司，最后要感谢所有嘉宾，今天演讲非常精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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