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变迁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实际上都要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有力。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精英统治的。那些相信自己在智力上不受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狂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不管凯恩斯本人的思想有多大争议，要谈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作用，上面凯恩斯的这段话应该是最贴切的。

不论是亲历改革的民众还是政府，不管他们认识到与否，也不管各自的动机如何，他们的行为才能最真实的反应指导他行为的经济学思想。

80年代价格双轨制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80年代前几年改革的重点是农村土地承包制。杜润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时指导人们的可能更多来自以前的经验教训。

城市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改革的中心开始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领域，其实也就是国企。国企要怎么改革？就不得不提到84年的莫干山会议。

这也是经济学开始登上中国改革开放舞台的开始。

看看参会的部分名单，你就知道其份量。

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孔丹、陈元、吴晓灵、陈锡文、张维迎、周其仁、华生等。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价格决定机制——价格要靠指令还是放权给企业让企业在市场中决定——是核心。价格改革和闯关能否成功是后续改革的前提。

在会议中一派（代表人物有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主张小步快调，一派（代表人物是当时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的张维迎）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还有一派在综合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主张放调结合（代表人物有华生等）。会议形成《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并上报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张劲夫和时任总理。

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1984年10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放调结合恰恰预示了以后持续多年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争论。

但是当时大多数人普遍缺乏经济学思维，没有认识到，在双轨制到统一价格的价格闯关过程中，因为供给不足，价格一定会经历一个上涨到平复的过程。如，1988年价格闯关时，猪肉价格上涨了50%－60%，鲜菜价格上涨了31．7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计划内外价格的差异也必然出现大批倒爷。因为不理解，结果造成国内动荡。

亲历那场改革的张维迎在20年后的《什么改变中国》也是如此解释的。

89年后的经济萧条，再加上民营经济和商品供给的增长，计划和市场的价格逐渐趋同，自然“并轨”。借着邓小平南巡的东风，1992年毫无波澜顺利实现价格全面放开。

完成价格改革之后，摆上议程的就是产权改革。

与此同时，一批青年学子开始主动或被动留学，开始系统学习、引进西方经济学。目前活跃的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周其仁、许小年等都陆续出国留学。正如许小年所言，为来访的国外经济学家做翻译时发现，外国专家谈的东西能懂的只有一点、很难与人家对话时，受到极大刺激。

90年代国企改革大时代

90年代发生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邓小平凭借个人威望和决心，南巡并发表讲话，改变了中国当时摇摆不定的改革态度，再次推动了改革向前发展。

在基本完成价格改革之后，如何进一步提高生产积极性成为新的课题，而这就离不开产权的进一步解放。

诸城的国企改革是其典型。时任诸城市长的陈光启动了后被广泛传播为“卖光”的国企改革。陈光提出的改革，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改成股份合作制，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15个月内，基本全“卖给”了内部职工。陈光“一夜成名”，香港一家媒体称其为“陈卖光”，这顶帽子沿用至今。1995年和1996年，部分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对诸城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逐渐表面化和公开化。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最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一个月后，3月22日至24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一行34人来到诸城,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对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做法表示肯定。

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困顿。国有企业开始甩包裹，“转大放小”，出现不小规模的国退民进。这为进入新世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经济的大爆发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因为买方太少肯定会导致价格偏低，同时国企在政府手中经营不善，改制之后效率提升，经营状况大幅好转，资产大规模升值，导致很多人表面看起来的“国有资产流失”。这又导致20世纪初有郎咸平领衔，进而国企跟进的“国进民退”反扑。

这些改革都是符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的产权改革理论。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制度经济学等当代西方经济学开始传入中国，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各种放权让利的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改革基本不是理论导向的，只是符合理论，而且为理论提供了更丰富的佐证。

00年代国进民退，转向凯恩斯

2003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世界之处。在改制大潮中获得所有权的无数企业家、个体工商业者，正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来自全世界的竞争，并走向世界。

但如前所述，在2004年8月9日，在复旦大学，来自香港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发表演讲，点名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美菱等4家公司中使用了欺骗手段，席卷国有资产。郎咸平认为，正在进行的产权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

2005年“郎顾之争”以顾雏军锒铛入狱告终。因为“郎顾之争”，国企改制尤其是MBO（管理层收购）被叫停，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的步调也明显放缓。国资委转向“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在国企改革停滞之时，而以义乌为代表的民营中小企业已经开始征服世界，进而为中国搏得“世界制造工厂”之称，成为中国经济真正的动力。

然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对危机带来的恐慌，直接采取了4万亿的救市政策，带来更大规模的国进民退，乃至失落的十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经济学家中，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方和以张维迎、许小年为代表的另一方之间，再次爆发一场争论，一场“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争论。张维迎和许小年分别以“反思经济学”和“终结凯恩斯主义”文章驳斥凯恩斯主义。

此次争论更加深刻，触及商业周期理论。在经济学中，如果说货币是经济学的王冠，那么经济周期就是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这是凯恩斯学派等和奥地利学派的对决。在凯恩斯学派看来，经济危机恰恰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需要政府扩张信用、财政刺激来扩大内需。而奥地利学派则认为经济危机是前一段时间政府扩大信用造成资源错配的必然后果，再次刺激之会拖延危机，造成经济停滞，随后而来的是更大的危机。

然而至今，我们仍在当年采取的刺激性政策后果的泥沼里挣扎。

也许，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争论以及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思想之间的斗争，即便它们本身在逻辑上分别出胜负，它们就像人性一样业会永远持续下去。

10年代主流vs民间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门的彻底开放，除了学院派主流的芝加哥学派、制度学派和凯恩斯主义，新的西方经济学思想也开始大规模流传民间。

最开始是哈耶克思想的流入，这主要是在主流科研院校。更重要的是08年的金融危机，它给爱思考的人们提供了绝好的经济学素材，去思考到底是什么引起的金融危机。恰逢移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爆发，民间开始主动阅读、引介、翻译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奥地利学派。最近几年奥地利学派在中国大规模出版。

正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也表现为学院主流经济学和民间奥地利学派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