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大部分海归老师还是用外国的数据做外国的问题

凤凰财经讯 9月12日下午，首届思想中国论坛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多位一流经济学家参与，就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现实问题展开讨论。

在主题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痛点和难点”的分论坛上，白重恩讲到，有研究发现在14篇顶尖的期刊里，少于23%的文章是用美国之外的数据，其他的77%的文章是用美国的数据。

从海外引进一些在海外受过很好的训练，经济学研究工具都掌握很好的教师，他们做什么研究？大部分的还是用外国的数据做外国的问题，尽管这些人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学校教书，但是他们仍然做外国的问题，用外国的数据，这个指挥棒太有力了，不是利益的利，是力量的力，对我们非常不利。它真是引导了我们的研究。

以下为发言实录：

白重恩：其实上一节的也提到了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以及国际上经济研究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刚才张老师和小年又在说到国内的特殊问题，比如说独立性不够，许成钢也讲到国内对制度研究的重要性。

我想讲一下，尽管独立性，人们的兴趣等等，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框架分析经济学研究的话，可能要看经济学研究的供给和需求，我们的供给和需求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供给和需求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先从需求这个角度来看，讲需求就要看价格，就是看我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如果产生了成果能得到什么样的价格，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指挥棒，尽管人们内在的兴趣也很重要，但是外在的激励，这种指挥棒也还是很重要的。

前两天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是康乃尔大学的一个金融学教授写的文章，文章题目《本地偏向》，学术中的一个悖论，他就做了一些数据的分析。他发现什么呢？他在金融学里找了14篇顶尖的期刊，看这些期刊里实证的研究都是用的哪一国的数据，结果发现少于23%的文章是用美国之外的数据，其他的77%的文章是用美国的数据，如果我们看各个国家在世界GDP中占的体量，美国显然没有占77%，但是全世界最顶尖的14本金融学的期刊上有77%的实证文章用的美国数据。

那么这就有问题了，这就有导向了。我如果是一个做金融的人，我应该研究哪个国家的问题？明显的，研究美国问题有77%的机会被发表，被发表机会的比是77%比23%，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学校特别多，所以有大量的文章发表的关于美国的？这个教授也做了分析，发现这个关系就是美国有多少学校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多少研究机构，这个完全不能解释23%和77%的比例，那么是不是美国培养的PHD学生多，其他国家少，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现象，也不是，他也做了，发现也不能解释。他就把这个叫“Home bias”，当然他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美国作为Home，作研究的偏向是偏向于美国的。那么作为美国之外的，那就不是Home bias而是Foreign bias，其实他里面也有讲到Foreign bias，就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还不谈这个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只讲研究的对象，这个研究的对象就造成了这样的指挥棒，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开始从海外引进一些在海外受过很好的训练，经济学研究工具都掌握很好的教师，他们做什么研究？大部分的还是用外国的数据做外国的问题，尽管这些人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学校教书，但是他们仍然做外国的问题，用外国的数据，这个指挥棒太有力了，不是利益的利，是力量的力，对我们非常不利。它真是引导了我们的研究，像张老师说的问题，中国问题导向的高质量研究非常非常的少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刚才讲到中国经济学的痛点和难点，我觉得这既是痛点也是难点。

为什么说是难点？既然国外指挥棒不管用，我们能不能用国内指挥棒，张老师讲我们期刊不负责任发大量烂文章，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非常不完善，它不是导向问题，而是技术上非常粗糙不精确，国外的导向尽管有一定的公正性，但是导向是不对的，而国内的我们评价机制又不够精确，又不够公正。所以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经济学研究发展的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所独有的，数学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数学没有用哪个国家数据的问题，物理学、化学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只有社会科学才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所有社会科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指挥棒我们导向非常有问题。

今天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他后面讨论说这个文章应该产生什么样的含义，他讨论了几个含义，一个是对于各个经济学院的院长，当你们招聘的时候，当你们评价的时候，考虑他们晋升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导向？刚才我们说这样的导向，就是77%的文章关于美国的导向，它是扭曲了这个市场，使得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得不到充分的重视，那我们评价的时候，是不是要对这样的导向来做一点纠正，做一点修正？我觉得这个文章的作者已经提到了，今天很高兴我们在座的有50多个经济学院的领导们，在我们评价中是不是要考虑到做一点点调整，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事儿，这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

那么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也是，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真难，也有很多有利的地方，就是我们每天能看到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深、研究透非常的难，一个是有很多外界的吸引，像张老师说的不独立，我们要开各种各样的会，要做很多行政的工作，这是一方面。还有我们数据的获得性实在是很差。一些在其他国家非常容易获得的数据，在我们这儿非常难获得，也有人能获得，都是动用自己各种各样的资源，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学者，首先要是一个好的企业家，因为否则你得不到这样的数据，你要是单纯的学者想得到数据真的是难啊！所以这是一个影响我们供给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有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它的可观察性或者叫可度量性比较差，其实刚才成钢讲到了制度问题，刚才成钢还讲到方法论的发展，说物理学中望远镜曾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对我们来说要研究影响经济最重要的问题制度问题，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当然如果成钢说的用大数据解决这个问题很好，但是我现在还看不到这个前景。我们制度里很多地方太不透明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望远镜，我们需要X光机，能够穿透这个不透明的表面，能让我们看到里面是什么，如果你研究制度都不知道这里面制度的内容是什么，你没有基本的观察，你怎么能够写好的理论模型来描述个制度，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就希望我们在体制内的，像夏斌老师这样的人，对制度特别了解的人，能多跟做学术研究的人沟通一下，让做学术研究的年轻学者了解一下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我们学者不了解！刚才张老师说要写好的理论模型，你都没有基本的观察怎么可能写一个好的模型。所以这点上真是希望我们学者也要主动的去找这些对制度了解的人，向他们学习，向他们了解这个制度背景，然后才能作出符合中国对中国有利的理论模型。

所以，我刚才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简单谈一下，非常不成熟，谈一下我对中国经济学难点和痛点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