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杜润生与一个时代的思想解放

杜润生老人去世了，当这样的消息传过来，我依然不免心中一惊，仿佛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人们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价值了。

我是在杜老99岁那一年，去到他位于木樨地的家里，见到了他。那时，杜老已经不能清晰地说话了，嗓子只能发出一点沙哑的嗡嗡之声，耳朵也听不见了，我们把问题写在纸片上，他看见了，会心一笑，然后用他那特别的声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自己的孩子听，然后由他的孩子转述给我们。

老人谢滔有言，眼下的中国，老人勇敢，中年人保守，年轻人回避。比谢滔更老的老人杜润生，就是这样一个勇敢的人。

杜老的勇敢在于，他是一个一辈子都在为农民权利鼓与呼的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共党史中，是农民真正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如果说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农民第一次推动了共产党的发展，那么这种推动的原动力，是农民对土地私人产权先天性的渴望；如果说1978年由农民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30年的改革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的有限突破，也是农民对土地自由使用权利的一次还原。之后的乡镇企业，在土地有限范围内，实现了农民的进一步分工；而后来数亿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现象成为当代中国最为醒目的经济活动，显然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还原了农民的自由生产权利和自由迁徙权利。

更有人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城市汹涌澎湃的房地产经济，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贡献了让人叹服的GDP水平，事实上是以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为代价的；而今天，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产业链绷紧，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农民再一次被首先抛弃。他们来自农田，现在又从城市撤退，回到农田里去，而那些肥沃的、一望无际的农地，至少在产权意义上，并不归农民私人所有。中国农民再一次有可能成为无家可归的人群。

杜润生近百年的思考和行动，正好与中国农民的这种生存轨迹有关。

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杜老的命运就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个时候，他在邓子恢的领导下，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提出了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的农村经济意见，但随着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的盲目激进，邓子恢、杜润生受到了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严厉的批评。

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领导“像一个小脚女人”。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调离农村工作部门。从此20年与农村经济无缘。

不过，杜老并没有停止对农村改革的深度思考。他一生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家、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既是一项经济制度的改革，又是一场政治变革。

改革前20多年中，我国农村推行的集体经济制度，基本上仿效苏联模式。有两年，是他们的共耕社，又称为初级农业社，立脚未稳即被放弃。很快全面实现高级合作化，1958年，又进一步实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农工兵政学商并举的人民公社化。后来进行调整，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组织结构上来，但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仍是集体农庄模式，其特点是大锅饭式的生产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限制农民的自由贸易，限制自由择业，从而大面积瓦解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土地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国民经济由此跌入崩溃的边缘。

在简单的生存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少数农民偷偷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阻力是明显的，个别农民甚至做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杜润生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开始彰显。他首先支持万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老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并不顺利。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心存忧虑，不愿意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严重争执，会议一时间无法为继。杜润生、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并且在文件的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文件提出，在那些“三靠”地区，应当允许搞“包产到户”。

历史作证，这个文件对于农村改革的阶段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它肯定了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承认了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极大地鼓舞了基层的农民群众，支持他们放开手脚进行大胆的改革。“包产到户”因此在全国迅速推开。

一年后的冬天，也就是1981年冬天，杜润生所在的中央农研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此后多年，一直到现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毫无疑问，杜润生老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的幕后推手，是首屈一指的农村经济学大家。2008年12月，董辅礽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联合起来，将建国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奖颁发给了杜润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耀眼的灯光中，95岁高龄的杜老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他已经完全失聪，可是却走到演讲台上讲话。他的话语极少，前后不过50个字，声音生涩、苍老、含混不清，可是却字字分明。他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他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

今天的杜老虽然将近百岁，但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已经远远跨越了1980年代的联产承包制度。眼下，他谈得最多的两个问题：一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这是今后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杜润生的看法是，中央要长期稳定土地使用权和家庭承包制，发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发展新的联合与合作，既维护农民的个人财产，也发展公共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他强调，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应包括经营权、转让权、抵押权、收益权等，应作为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并有权对使用权进行市场转让，他主张这一切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护。

杜润生的贡献就在这里。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他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润生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楷模，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拓荒者，是体制内的良知，更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