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知道第304期：“托市”帮不了农民

摘要：

Talk 1  据报道由于粮食连年丰收、国家托市，导致国内外粮价倒挂严重，卖粮难现象重抬头

Talk 2  中国粮食进口量那么大，说明卖粮其实并不难，难在想以比市场价格更高的价格卖出

Talk 3  从市场低价收购甚至进口粮食，然后高价卖给政府，套利机会明显，走后门必然存在

Talk 4  政府的高价托市还维护了一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既损害了农民自己，也损害了消费者

问答实录：

粮食“产量高、库存量高、进口量高”不合逻辑

粮食的进口量那么大，说明国内对粮食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卖粮其实不难。难在市场价格已经下跌的情况下，想比市场价格更高的价格卖出，这就比较难。

财知道：据媒体报道，由于粮食连年丰收、国家托市，导致国内外粮价倒挂严重，卖粮难现象开始抬头。你怎么看？

朱海就：在政府托市的情况下，农民当然愿意把粮食卖给政府而不是市场，然而政府的收购能力有限，比如储粮仓库的库存容量不足，农民卖粮还是难。但粮食的进口量那么大，说明国内对粮食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卖粮其实不难。难在市场价格已经下跌的情况下，想比市场价格更高的价格卖出，这就比较难，如以市场价卖粮就不那么难了。

现在国内的粮食市场，存在“三高”现象，即“产量高、库存量高、进口量高”。这是怪现象，因为国内产量高一般来说进口量低才对，另外，库存都已经那么多了，进口应该少才符合逻辑，但进口还是那么多。这说明价格机制被扭曲了，粮食价格信号很大程度上失灵了，不能有效地发挥调节供求的作用。

政府多建点粮库，多准备点银子，可以多收点农民的粮食，但这不解决问题。政府这样做只会使粮食供过求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这里所指的供给不仅来自国内的粮食生产，而且也来自其他国家向中国的供给。这样就相当于中国政府也补贴了其他国家的农民。

“托市”提高了其他需要以粮食为原料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假如粮食价格低一点，养殖鱼虾蟹和生猪的成本可能低一点，可见粮价高会损害了养殖户的利益，当然也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这说明“托市”不仅扭曲了价格，也扭曲了分配结构、生产结构。所以托市产生了“看不见的代价”，虽然可能提高了部分农民的利益，但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托市”帮不了农民，更多让权力部门受益

从市场上收购粮食，甚至进口粮食，然后卖给政府从中获利，这个利润机会是很明显的，通过“走后门”来套利是必然存在的现象。

财知道：因为国家托市，粮食收储价比市场价高，形成两种价格，有的地方农民为了卖粮出现了“走后门”的现象。这正常吗？

朱海就：在两套价格体系的情况下，通过“走后门”来套利是必然存在的现象。从市场上收购粮食，甚至进口粮食，然后卖给政府从中获利，这个利润机会是很明显的，也是无风险的。无风险的套利机会一方面为权力部门带来租金，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农民的交易成本，农民要么等待，要么走后门。这都是他们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卖粮收入扣除这些成本之后，和卖给市场的所得也差不多了。这说明“托市”帮不了农民，更多的是让权力部门受益。

套利是人的本性，市场中也是始终有套利机会存在。但这种套利与上述套利是根本不同的。市场中套利机会需要当事人自己去发现，是存在风险的，而且市场中每一次套利的完成，都是消费者需求更好的满足，是福利的增进。而上述套利却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政府高价托市维护低效生产方式

政府收储后，农民的积极性是把“低质”的米“高价”卖给政府，从而产生“高价”与“低质”并存的状况。政府的高价托市实际上是维护了一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既损害了农民自己，也损害了消费者。

财知道：有不少人士认为，实行多年的粮食政策性收储体系应该调整，让粮价回归市场。但农民那么辛苦，粮价不应该定高点吗？

朱海就：从经济学上说，粮食价格下跌说明种粮的边际收益递减，是同质的粮食供应太多的必然结果。要打破这一递减规律，就应该通过创新，实现供给多样化，满足消费者新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其实不是所有的粮食价格都低，比如好的米很贵，普通百姓很难消费得起，高价米会激励农民去提升粮食品质，从而也提高自己的收入。如政府保证收储了，农民就不会有积极性改善粮食品质。在市场中，一般来说“低质”一定是与“低价”对应的。但政府收储后，农民的积极性是把“低质”的米“高价”卖给政府，从而产生“高价”与“低质”并存的状况。所以，政府的高价托市实际上是维护了一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既损害了农民自己，也损害了消费者。

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市场所给予他的收入水平的事实，可能这个事实对他来说是残酷的。但俗话说“穷则思变”，粮食价格走低，农民兄弟应该自己想办法，而不是求助于政府。农民除了可以种粮的土地外，还有劳动力、知识和企业家才能，甚至还有一点资本，他们提高收入的最好办法是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把自己的资本利用起来。

放开粮食市场，让价格发挥作用，使价格不仅成为调节粮食供求的信号，也成为引导农民行动的信号，这才是农民的福音。政府落实好、保护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促进农民发挥创造性才能，利用其自身的资本、知识和才能去发现市场机会，这就是对农民最有效的帮助。

农民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农民可以是企业家，可以是创业者，他们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职业的划分应该代替身份的划分。并且，农民也不是“一类人”而是不同的“个人”，政府应该担心不是作为一类人的“农民”的收入水平如何，而是作为个体的农民有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才能。为此，在政策上应该给农民松绑，改革那些阻碍农民发挥其才能的制度，如上述粮食收储制度，当然还有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等。

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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