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宾娜·博德 记忆并没有被删除，只是被遮盖了

萨宾娜·博德，1947年出生，德国学者。她凭借大量一手材料对战后德国人心理创伤问题进行了精辟独到的分析研究，从而成为目前德国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被遗忘的一代》

作者：萨宾娜·博德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献完花圈，西德总理勃兰特默立于纪念碑前，就在他垂首致意的瞬间，忽然跪到了地上。这一幕被称为“华沙之跪”，发生在1970年12月7日；45年来，它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义，对纳粹罪行的清算与忏悔因此高潮迭起，持续至今。

与此同时，因纳粹罪行而不断堆积的负罪感和羞愧感，却使得人们长久忽略或者说有意“深深隐藏”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该如何理解、认识、面对“作为受害者的德国人”？与清算纳粹不同，这个问题的展开与深入，要滞后得多。在家里，人们偶尔被迫说出一点战时的经历，但往往三言两语；在公共场合，则保持沉默。

德国学者萨宾娜·博德从“战争儿童”的角度，掀开了这个沉默的未知世界的一角。2004年，《被遗忘的一代：战争儿童访谈录》面世，今年9月，中文版引进。通过走访与写作，她着重探讨了战时记忆如何影响、折磨“战争儿童”甚至他们后代的一生。

格拉斯的《蟹行》成“战争儿童”研究转折

博德1947年生于德国科隆，她的父母在二战期间“度过了他们最好的年华”：父亲在波兰占领区开了一家武器工厂，母亲生了三个儿子。他们是战争年代的受益者，德国战败让他们感到沮丧，但“他们一直到死都捍卫希特勒德国”。

“对我来说，这是难以容忍的，因为在学校里，老师教给我的是另外一种视角。”尽管把自己看做是和平年代的孩子，但从学生时代起，博德就“对德国的过去以及战争对当今社会和我的家庭的影响产生了兴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博德开始接触、研究“战争儿童”问题。1992年爆发的波黑冲突，博德从电视上了解到战争中儿童遭受的苦难，随之产生了一连串疑问——那些德国的‘战争儿童’今天怎么样了？他们的童年经历同样充满暴力、轰炸、逃亡、饥饿和失去家人，他们是怎样挺过来的？这种经历又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产生了影响？

开始的研究并不顺利，在博德之前似乎没有什么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也找不到相关的史料、数据或者调研报告。博德只能利用各种机会采访当事人，有时会导致对方的强烈反应，觉得博德是想“伤害”自己。“我接触到的人里，十个有九个不愿意回想战争留下的后遗症。他们只想讨论纳粹的罪行。从一开始，他们就反对我的项目。”

不过事情依然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不论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还是2001年的“9·11”事件，都勾起了德国许多老人对战争的可怕记忆。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出版了小说《蟹行》，在书中，他坦言，对于“作为受害者的德国”这一话题，自己已经沉默了太久。格拉斯写道：“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只是因为自身的罪责过大，忙于为之忏悔而对自身所遭受的重大苦难避而不谈。这种过错简直闻所未闻……”他成功地把公众注意力转移到德国受害者身上，德国内外引发了“大辩论”。

读到这篇小说时，博德清楚地意识到“转折的时刻到了”。从此，关于战争的大量的回忆，犹如地火，喷涌而出。对于“战争儿童”来说，战时记忆不再是心头重负，他们可以通过回忆、写作、对话交流，慢慢“减压”。

妈妈告诉她“你什么也没看见过”

在博德访问的当事人中，古德伦·鲍曼是一位前芭蕾舞教师。鲍曼出生于1937年，她回忆起四岁时的一段经历：一次空袭后的夜晚，整个城市火光冲天，到处都在燃烧，她看见家对面的房子“整个烧着了”，“摇摇欲坠并发出很大的声响”，她害怕地大声呼喊妈妈。她的妈妈过来，安慰说：“转身冲墙，那样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闭上眼睛！”鲍曼很希望妈妈能留下来陪她，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听到多次强调的那句话——“你什么也没看见过”。

空袭期间，鲍曼养成了“不去看的习惯”，这实际上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她很容易忽视生活中的事物，晚年变得非常健忘，在别人看来，很难相信她真的如此健忘，“很多重要的关系因此而中断”。

不过，自追忆童年岁月起，鲍曼就重复做一个梦——她渴求着一副眼镜——实际上，她一直都有。鲍曼因此得出结论，要学会正视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在重新回忆童年旧事的过程中，心理障碍得以减轻，“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但却极大地缓解了她精神上的压力”。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经历。

“战争儿童”指的是在1930年至1945年间出生的德国孩童，至少有数百万。博德称，不久前，德国还流传着“儿童不可侵犯”的“神话”，根据传言，儿童不受可怕事物的影响，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因为他们还小，没有记性。然而，大量案例表明，“战争儿童”深受战时记忆的折磨，灾难发生时年龄越小，遭受的苦痛就越深，“那些出生于40年代的儿童，尽管他们很少或根本已不再记得战时的情景，但因此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却是最大的”。空袭、俯冲轰炸、家人离世、被驱逐和饥饿，这一切对他们的身心产生了巨大影响：经常性地情绪低落、多疑，恐惧感、不安全感挥之不去，与其他人关系淡漠等。

“事实上，这种创伤的经历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脑海中，就像成年人所经历的那样。这些创伤的经历牢牢锁定在大脑中负责身体机能的领域。但是，这个精神创伤可能同样作用于负责呼吸、心血管系统的规范运行或内脏器官控制的中枢神经机制，可能引发精神压力方面的疾病，比如‘心脏紧张’、呼吸短促以及哮喘。”

她接着强调：“我和那些患有遗忘症的人交谈过。他们最早只能回忆起8岁到10岁的儿时情境。尽管如此，这些经历还是在脑海中保存起来了。记忆并没有被删除，只是被遮盖了。年纪越大越难以自抑。”

时间已经来不及，他们是最后的战争幸存者

更重要的问题不容忽视。“直到今天，许多历史学家还反对将德国战争儿童看做受害者。”博德坦承。她访问的另一位当事人露特，30岁时进行了第一次心理治疗，但“心理分析师不愿意听到战争”。这就是问题的另一面，即社会环境——对于“战争儿童”的心理创伤，德国社会长时期游离于“体质问题”、“营养不良”、“黑色教育”等——在露特这一案例中，医师关注的，是她与父亲紧张的关系，追根溯源到父母的专制式教育。

上世纪90年代前后，精神创伤的研究、治疗得到关注，有的学者提供了一套心理稳定性训练方法，这“对应对充满压力的日常生活也是效果显著的”；有时，当事人和家人一起“对心灵深处的创伤背景进行挖掘和整理”，化解被威胁感、不安全感的影响，也能治愈这类精神障碍。更多研究项目获得了经济资助，去年还有媒体报道，德国将对二战受“纳粹”迫害的犹太儿童发放2500欧元抚恤金。

然而，博德发现，“大多数相关人员都不相信有人能帮助他们。他们不信任这些治疗方法，害怕治疗以后情况更糟，所以拒绝接受”。所谓“战争儿童”，年纪最小者已届古稀，相比于心理疾病，衰老、死亡本身，更不可阻挡。博德说：“现在时间已经快来不及了，战争儿童已经是最后的战争幸存者。”

博德的研究，最终以和平为依归。她问露特：“如果这场战争从未发生过，你现在会是什么样的？”身心受到战争严重伤害的露特笑了，回答道：“这算个什么问题！好吧——我想我肯定会有一匹马，我会骑着它在海滩驰骋。”（感谢德国文化学者李伯杰及其学生胡正华协助翻译）

“6%到8%经历过战争的人，儿童时代流离失所，现在饱受精神疾病折磨，尤其是创伤后精神压力症。与此相反，瑞士收集到的相似数据表明，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里，只有0.7%的老人患上创伤后精神压力症。”

——萨宾娜·博德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