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派纷纷放炮 周小川楼继伟易纲等在50人论坛说了啥

文章来源：弥达斯微信公众号（midasjr）授权凤凰财经转载

弥达斯先问几个高大上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啥？

实体经济如何去产能？

房地产如何去库存？

怎样全面降低成本？

怎样化解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去杠杆问题？

如果你回答不了，那么下面这些权威内容你可要仔细研读！

今天最火的事情还有这么一场经济界的高级论坛值得关注。不仅央行行长周小川、央行副行长易纲、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财政部长楼继伟等在内的重要人物都参会发言，而且习大大的核心智囊中财办主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也参加了哦，虽然没有讲话。这个论坛就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会议专门就“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进行头脑风暴。

由于具有公开讨论性质，这些对中国经济政策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人说了不少实话，对于当前政策不乏尖锐的批评，有些话则似乎具有强烈的暗示意义。

更重要的是两会召开在即，这些权威官员的意见，有可能会反映到相关的报告和政策中。所以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央行行长周小川：金融危机后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结构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也是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这里要有一个例外，市场有一些环节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市场失效的环节，还有一些，由行政主导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调整。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是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因此从思维的角度比较倾向于较多看到市场无效或者市场失效的环节。在市场失效的环节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发挥更好的作用。

之所以说市场有一小部分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的，过去传统的经济主要是存在外部效应，让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存在误导。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最后，我想讲的是，结构性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经济情况下，和对外经济关系重大，重要的议题就是比较优势转移。随着价格机制的变动，比较优势就会发生转移，包括某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必然会转移出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究竟转移还是不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取决于当前的战略。

周小川还在发言中吐槽了油价问题。他指出，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性问题，结构改革也是价格改革。他以油价为例，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在市场失效环节发挥更大作用，“不见得政府定价能做得更好，例如成品油。”

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必须建立新住房制度去库存窗口期很短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

第一，情况要摸清，搞清楚情况是什么。比如说钢铁产能到底有多少，其中僵尸企业有多少，占多大的产能，处置这些僵尸企业带来多少不良资产，不良贷款，涉及到多少职工。这些职工的再就业，保证基本生活需要多少钱。

搞清楚问题，更重要的是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找到病根，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第二，目的要明确，目的是手段，防止本末倒置，如果把企业关了，但是过剩产能没有实质性减少，就没有达到目的。

第三，任务要具体，搞清楚要干什么，确定红线好操作。每一项重点任务都有具体化：

别把供给侧改革当成筐

必须要建立新的住房制度

处置僵尸企业，从钢铁、煤炭先动手

中央地方化解过剩产能的分工

去库存窗口期非常短

财政部长楼继伟批劳动合同法：工资过快增长降低投资意愿

楼继伟表示，当前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诸如签订长期合同等规定，不适应我国外向型、代工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工资刚性增长等规定，使得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率的增长，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削弱了我国竞争力——凡此种种，最终伤害的是劳动者的利益。

后续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平衡好对劳动者和企业的保护。另外，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解决一些职工落户等问题，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央行副行长易纲谈供给侧改革：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适当的总需求的管理，它们两者的关系有以下几种。第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判断。第二，总需求的管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处于一个辅助的地位，是一个配合的政策。第三，总需求的管理虽然是总量的政策，但是我们在做总需求管理的时候，应当强调有针对性和精准发力。

那么很显然，总需求的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那么货币政策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健、适度、灵活，要避免过多的放水和宽松。

下面我说一下总需求政策的管理分工，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所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应当是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财政政策有很多结构性考虑，比如说扶贫、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还是要稳健。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因为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经济学家吴敬琏：担忧供给侧改革变成行政力量调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承认市场力量能促进资源从供过于求、效率低下的企业流出来，转向效率较高的企业，实现决策优化，也承认市场能有力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达到奖优罚劣的目的。但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

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

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而现在常常被误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吴敬琏对改革空转表示了强烈的担忧。他强调我们注意和加以改进的地方就是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好像有点慢。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很多改革项目指导意见或者方案设计，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组的批示。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

有一些指导意见和方案不衔接，电力部门的人做了一些讨论，这种现象很明显。最近一个月以来，所谓改革空转，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叫做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这种批评，有一些可能不实，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一定要把这些很好的改革顶层设计，指导意见落地生根。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批货币政策：没去杠杆有重大风险

王小鲁开篇直言：“现在的货币政策究竟是稳健的还是宽松的？本来这个问题想提给小川行长和易纲副行长的，可惜他们两个走了”。

王小鲁引用数据称，去年的GDP增长率是6.9%，但是名义增长率只有6.4%，相比起来，M2增长率是13.3%，“整整比GDP增长高了7个百分点，这样的货币增长还能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吗？”

王小鲁进一步阐述称，“过去在GDP为10%左右的时候，M2保持12%、13%的增长，可以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现在GDP只有6%点多，但货币增长保持了13.3%，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了，而应该叫做宽松的货币政策”。

“今年1月份，贷款投放增长2.5万亿，同比多增了1万多亿，按这个速度增长，我们的货币增长还要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还远吗？”

在其看来，实践已经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解决经济疲软是无效的。造成经济疲软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如果结构不调整的话，继续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增长疲软的问题，可能会增加很多问题，带来重大风险。

国研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房地产潜在库存消化需6年零5个月

王一鸣表示，按照去年全年销售面积测算，目前中国房地产库存消化需6-7个月；然而如果加上在建房屋面积73.5亿平方米的中等口径，库存消化需5年零9个月；加上大口径待开发面积，库存消化需6年零5个月，

王一鸣认为，楼市去库存现在有两个难点。最突出的矛盾是三四线城市化解库存难度大，现在一二线总体有所缓解，但是三四线城市是矛盾的焦点，而且下一步怎么化解？还找不到特别有效的办法。

第二个难点，商业用房、办公楼、写字楼的去库存压力。这块由于现在互联网，网购迅速发展，商业地产受到直接的冲击，特别是实体业。如果最快的口径需要10年10个月去库存。也有相当一部分后期也没有办法消化，库存有的是受政策因素约束，还有的是因为产品本身不适应市场的需求，这个也要有清醒认识。

为了化解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以及商业用房、写字楼“去库存”问题，他提出8条建议。第一，在三四线人口净流出地区控制房地产用地供给量；第二，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第三，发展批量租赁市场；第四，公积金试点探索建立城市政策性住宅银行；第五，在试点基础上推进租房抵扣按揭所得税；第六，进一步鼓励农业转移人口购房，出台相应特殊激烈优惠政策；第七，探索商业用房资产证券化；第八，给予地方房地产政策更大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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