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现在是放开人民币汇率好时机

凤凰网财经讯（作者 杨芳） “目前既使汇率充分浮动了，也不能完全放开资本管制。因为中国有特殊国情，产权保护等系列措施还没建立。”1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第八届财新峰会上接受凤凰网财经专访时表示。余永定认为，现在是放开人民币汇率的好时机。汇率浮动有助于减少资本管制的必要性，资本项目自由流动是改革的最后一步。

对于国企高杠杆率的问题，余永定认为，直接原因是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增加技术性投资来维持经济稳定，造成了信贷过度扩张。同时，地方政府可能出于稳增长、就业和政绩等压力，也鼓励企业扩张投资。

以下是专访全文：

凤凰网财经：近期野村报告标明，中国去杠杆成效显著，未来去杠杆不太可能继续加速。您怎么看这一轮从实体企业降杠杆到金融去杠杆这个过程？您认为成效如何？当前哪些部门的杠杆率过高，值得担忧？

余永定：从现在来看，情况已经开始好转，特别是公司债方面。只要政策合适，我们有能力控制公司杠杆率。相比其它国家，中国对高杠杆率有更高承受能力。比如有些公司债占GDP比达到了160，国家就出现了一些波动。为什么？尽管中国可能有很高的债务，和其他国家一样有相同的问题，其他国家可能早就发生危机了，但中国不会或者难以发生，因为中国有特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金融特点，比如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但中国有个效率问题，这东西可能是不发生，效率低下、资金配置肯定是不合理的。

金融危机、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发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资本外逃，如果钱都流出了，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没有资本外逃，哪怕债务很高，也很难发生西方国家可能会发生的危机。比如西亚的主权债、财政状况不好，借不到钱了，想借钱融资，利息是非常高的。

凤凰网财经：那对于蒙代尔提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您的观点比较倾向于资本项目的管制？

余永定：所谓资本管制就是保持现在已有的管控措施，中国资本项目并不是完全管制的，很多是开放的，比如一些经常项目，另外老百姓五万美元的额度没必要改变，这是影响国家信誉的问题。所以，能不变的都不变。但是，对于某些金融机构或者个人利用灰色地带转移资金的现象必须要控制。比如说到香港买保险，在十天之内可以反悔，如果超过时间反悔可以罚你钱，罚5%、10%。十天之内反悔，钱就打回到原来银行帐户上，比如国内中行。但是超过了十天，除了罚金的剩余金额不需要打回原来的卡。如果人民币行情不是很好，一些客户宁愿损失这5%或者10%，也可能选择把钱放在香港，方便兑换美元等。在一段时间，利用灰色地带进行转移资本的数量非常大的，结果就是大量资本外逃。

另外，对流出合理通道严格把控，不能夹杂私货。对某些企业海外并购行为，高度警惕，比如一个三流公司，却要花上千万美元来买，这里肯定有抽屉协议。我觉得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制了资本外逃的速度，人民币现在比较稳定，这说明资本管制是有效的。

但也需要认识到它的副作用。可能误伤一些合理流出或者投资，所以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希望在目前这阶段不要着急自由化，必须要完成一系列改革，包括汇率改革、汇率浮动，维持自动平衡机制。比如去美国买房子，假如美国房子比中国便宜10%，所以我要去买，那么如果人民币贬值了10%，我们通过人民币兑换美元才能买美国房子，人民币贬值10%，美国的房子和中国就一样贵了。现在很多企业家算账，算美国成本多少，怎么可能美国所有成本都低，因为有汇率问题，汇率贬值了，它就不低了。中国不可能所有的项目、成本都比美国低，如果全低就说明汇率出问题了。过去不肯升值，现在不肯贬值，这都造成市场的扭曲。而不贬值政策最符合谁的利益？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人民币大幅贬值，特朗普肯定也急了。

凤凰网财经：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逐渐趋稳、外储也连续数月上涨。您认为，这背后重要的依据是什么？

余永定：第一，经济基本面好转、反弹。第二，全球形势好转有利于增加外流，利率出口增加了。第三，外汇资本管制发挥了作用，打击了非法资本出逃。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人为操作掩盖了真实情况，我们不大知道情况，也不好评论，但要防止为增加外汇储备而增加，比如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借债来增加美元储备。我认为没有必要，也是不合理的。

凤凰网财经：那央行采用的逆周期因子，有影响吗？

余永定：我对这个评价不高，不知道它有什么影响，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作用，我认为这是一种叠床架屋的事，没有必要的。它只是使得汇率决定的规则变得更加模糊，原来很清楚，事后都可以验证的，现在没法验证了。想要多少是多少，然后说这是逆周期因子在发挥作用，这是一种倒退，所以，我不认为它会起什么作用。

凤凰网财经：您刚刚一直强调现在是放开汇率的好时机，为何？

余永定：对。现在央行确实也在往这个方向做。之前外管局提到已经停止了常规性干预。现在不干预，等到出现压力了也不干预，中国真的走向普通汇率了，这是未来的方向。我觉得央行可能已经在默不作声地实行，在推进汇率自由浮动。

凤凰网财经：按照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如果要汇率自由浮动，那可能要放弃其它一项？

余永定：我之所以认为现在还不能让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那是因为汇率不浮动。资本项目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的浮动，汇率浮动将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很多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日本和巴西都面临着汇率浮动还是加强资本管制问题。由于外部冲击，最终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让汇率浮动，也没有加强资本管制的必要性了，所以同时也放弃资本管制。目前既使汇率充分浮动了，也不能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因为中国有特殊国情，产权保护等系列措施还没建立。资本项目自由流动是改革的最后一步，但是汇率浮动肯定有助于减少资本管制的必要性。

凤凰网财经：目前，中国如果放开了汇率，会不会出现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的情况？

余永定：可能性不大。一般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初期会出现一波汇率比较大贬值，比如巴西1999年实现汇率市场化初期几乎贬值了百分之百，但很快又回升了。对于经济本身影响方面，只要不出现恐慌性外逃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从现在中国国内外情况来看，我觉得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凤凰网财经：可能会有一定贬值，但是幅度不会太大？

余永定：不会。实在不行再重新资本管制也来得及，英文讲retry，有些改革不行，这个是可以的。

凤凰网财经：但目前像美国现在数据比较好，12月肯定加息板上钉钉，失业率也降到了历史低点，这些外部因素会不会影响效果或者进展？

余永定：这是会有影响的。从我们过去经验来看，有影响但不会像对其他国家影响那么大。如果情况比较恶劣，可能就不得不加强资本管制。但加强资本管制不能太严，维持现状，更多用浮动汇率来对冲风险。如果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凤凰网财经：今年多个高层会议均提到把国企降杠杆作为“去杠杆”重中之重，您认为国企高杠杆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余永定：高杠杆直接原因很简单。经济由于受国际性危机冲击，有效需求不足，只能增加技术性投资来维持经济稳定，要想增加技术性投资，钱从哪儿来？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特别是2009年、2010年，为了克服金融危机的冲击，银行都主动去找企业贷款，而这些企业多是国有企业。当时方向是对的，但用力过猛了，造成了信贷扩张的危机。一旦扩张起来，就比较难以控制了，很多基建项目一建起来就是好几年，不可能突然断贷成烂尾了吧。地方政府也出于种种考虑不借白不借，地方政府债发债迅猛。企业债一大部分源于地方政府担保或者是异化的“地方债”。那么，如何解决国企高杠杆的问题？第一，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提高投资效率，第三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第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比如我把钱借给你，钱是否用于投资，第五利息率不能太高，利息率高了，还本付息，利滚利，就像高利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