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怎么把人口红利转变为真实经济增长源泉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2017年12月1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改革开放”上的演讲。根据嘉宾现场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党探索了三大规律，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第三个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应该说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的过程，实际上是这三大规律的重要思想实践源泉。

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在经济学这个学科里，还是有一些观点不利于我们真正把事情讲出中国特色，不利于我们总结出一般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我把它归纳为三类。

一是哈耶克说，有一类社会变化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也就是说，你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你可能是瞎碰的，或者你本来想向东走，结果无意中走到了西边。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哈耶克的表述在中国得到了最典型的印证，中国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二是世界银行的一个经济学家曾说，”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了它的体制弊端，就能够去解决它”，接下来说，“你在不存在发展必要条件的情况下，你也能够加快发展”。这句话也有经济学家用来描述中国过去的将近40年，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具备发展条件”，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困惑，中国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何而来？

第三个误导是克鲁格曼－扬诅咒，这两位经济学家有大量唱衰中国经济的理论。他们从90年代就开始批评东亚模式，认为东亚的所谓“四小虎”只不过是纸老虎，因为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所以这个发展既不是什么奇迹，也不可持续。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说不可持续，到底持续多长才叫可持续？到今天我们已经40年了，所以我想通过今天这个机会，讲一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主动清除制度障碍、促进劳动力重新配置、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

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实际上就是人口红利。但是过去的经济理论不管说自己是什么派，大体上主流的经济学家使用的都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所以给你提供了一个趋同的机会，但是那个趋同可能要花一两百年，一个落后国家才能和一个发达国家持平。它的意思其实是很悲观的，也就注定了一个后起的国家，找不到应有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过去40年里头，我们GDP总量增长了29倍，人均GDP增长了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又非常快，它一定是有来源的，我想把它归结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个禀赋，因为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但仅仅是在经济发生改革和开放时，而且走对了这条路的时候，才可能把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有哪几个部分组成？我说它主要是来自于人口红利。

首先，我们分解了经济增长每年9.7%的增长速度是由什么构成的？最大的部分是资本积累。过去都说，这就是要素的投入，而且是物质资本的投入。但实际上它和我们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是有关的，也是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的重要源泉。因为你的人口抚养比不断在下降，更多的人是劳动力，这样可以使剩余资本得到积累，变成投资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说你有资本来源投资，还要有回报率。因为劳动力无限供给，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你积累了资本，投资了资本，不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因此我们也证明了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相当高的，因此资本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后边的就好理解了，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同时新生成长劳动力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就意味着有更高的劳动资本的新生力量，不断改变劳动力的存量，因此红利资本也进行了改善，所以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除此之外我们说生产力进步的因素。很大一部分也是生产力低的转向生产力高的部分，无论是劳动生产力还是全要素生产力。在过去30多年里，我们总共有16.7倍的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其中大概只有一半多一点的贡献来自于一二三产业中自己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累计效应。还有接近一半，40%多的源泉来自于一二三四产业中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劳动力等资源，按照生产力提高的顺序，不断地从生产力低的地方，流入到生产力高的部门去。全要素生产力也是如此。因此说这些都是和人口因素密切相关的。

至少在2010年之前，理论上推算出来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加入了人口因素之后，我们得到大概是10%左右。同时我们看到，如果人口红利消失了的话，这个潜在增长率自然就会下降。这是我们过去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

回到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把人口红利从一个潜在的经济发展条件，转变为真实的经济增长源泉，这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个过程非常庞大，历时很久，有很多内容要讲，我想用一个简单的说法，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退出的问题，劳动力如何从剩余状态，从生产力低的部门退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制变革。农村的改革，赋予了农民把他的劳动力退出生产力低的部门，去重新配置的权利。这是第一步改革。

第二步改革就是流动的权利。随着制度约束不断地解除，农民过去叫生产队的社员，后来没有人民公社了，就是农户。他们转向全面发展，农民发展种植业，后来发展了乡镇企业，但是还没有离开乡村。后来又允许他们长途贩运农产品，第一次突破了地域界线。再后来他们可以到邻近的城镇去就业。直到粮票制度取消以后，他们可以进入到周边的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城市，可以充分流动。

第三个权利就是进入权。最初农民剩余劳动力可以转出来，只能在乡镇企业就业。随着市场的不断发育，特别是最大的一次劳动力市场改革，发生在90年代末期。当时我们打破了城市职工的大锅饭，大批人下岗失业。但是在之后，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就得到了发育。城市的劳动者想回到岗位上必须通过市场，虽然是在政府的协助下，但是主要通过市场。新成长的劳动力，新毕业的学生，也不再分配工作，也必须到市场上去找工作。相应的，农村进城的劳动力也就跟他们一起具有了竞争同一个岗位的权利。

虽然还有很多制度性的约束，但是通过退出、流动和进入权利的不断获得，我们劳动力资源得到了重新配置。这个配置就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的长期保持。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创造了很多特殊的经验，解决了前苏联在劳动力市场改革中的困境。他们大体上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有企业冗员，效率比较低；一个是人员的调整，中国用渐进式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因此总体上我们是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一是我们经过了30多年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大量的农民工进城，目前有1.7亿农民工，被国际上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农民工计入统计的人数越来越多，保证我们城市的劳动力继续增长。

因此目前城市劳动力的供给是靠农民工支撑的，但是即便如此，劳动力总量目前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些就业、这个产业结构是过去劳动力经济增长的支撑，这个新的变化很自然会导致我们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事实上问题在2012年已经表现了出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劳动力结构就可以满足了呢？我们不和发达国家的结构比，我们只和目前要赶超的国家比，我们城市化和我们的劳动力调整，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如果你看人口数字的话，农村16岁到19岁的人口马上已经是负增长了。16岁到19岁就是农村每年高中和初中毕业的学生，他们毕业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打工。除了他们还有没有别人进城打工呢？没有。我们务农的农民都是40岁以上，甚至50岁以上，他们目前是不会再转移了，每年新成长，进到城市来的就是16岁到19岁的学生们，毕业了就进城。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最近做了一个统计游戏，它是真实的数，虽然不那么准确，大家可以参考。每年有大量的16岁到19岁的人要进城。这部分人有多少呢？目前还能有3600万。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们都进城了，别人都不变，我们每年应该有3600万的新增量农民工。但是实际每年大概只有几十万，就是接近于零增长。那就意味着一定有相同数量的农民工回乡，哪些人回乡呢？40岁到64岁的人回乡的概率比较高。这部分人有多少呢？目前是7400万。意味着什么呢？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他们的返乡意愿是50%。因为这部分人群，50%的返乡概率和百分之百的新成长劳动力进城形成了一个均衡。这个均衡我们想不想打破它？是想让更少的人进城，更多的人返乡呢？还是想让更多的人进城，较少的人返乡？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叫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劳动力，靠资源重新配置，所以我们希望增加劳动力的净流量。

所以我们是加大返乡意愿还是让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十九大中也明确讲到，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们未来生产率的提高不再能够靠劳动力从低生产力部门向高生产力部门的转变，越来越会集中到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这部分资源重新配置也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做出贡献，也会造成破坏，有一些人会下岗，有一些人会造成摩擦性结构性的失业；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大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加大社会保护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