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四十年来，深圳产业升级过了多少坎？

唐杰（东方ic/图）

唐杰：哈工大深圳校区党委书记、凤凰财经研究院学术委员

自1990年代中期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任上调入深圳，唐杰在其后十余年间从深圳市政府“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一直做到分管发改委和国资委等重要经济部门的副市长，亲身见证并参与了深圳创新经济体系的诞生历程。

南方周末记者近日访问了刚从深圳市副市长转任哈工大深圳校区党委书记的唐杰，就深圳创新经济体系的诞生历程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访谈。

南方周末：我们在近年采访报道中发现，您在7年前发表的论文中所预见的“无边界产业”崛起和深圳创新经济爆发式增长等现象，都已经成为现实。能否谈谈“深圳奇迹”的实质及其意义？

唐杰：从创新经济的角度而言，深圳并不是唯一实现生产方式转型的城市，北京、杭州乃至上海和香港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产业结构向创新经济模式的转型。

深圳的不同之处，是通过40年间的多次转型，从工业制造产业链的最低端，走到了数字革命革命时代的最前端，并依靠市场分工深化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这两大市场机制优势，继续推动跨界与组合式创新的爆发式增长。

过去三十年中，深圳几乎不到十年就完成一次重大产业升级：从早期的“三来一补”为主，到规模化、集群化的OEM代工模式；在实现了机械钟表、服装印刷等传统产业从低端加工向高端设计转型之后，又进一步实现了从传统产业主导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

2016年深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66.2%，比2010年又提高了10%以上。深圳这一超乎寻常的产业持续跨越升级能力，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范畴，有必要从新的现象和理论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

南方周末：深圳这一“异乎寻常的产业持续升级能力”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它跟深圳所集聚的华为、比亚迪等一大批创新企业群体之间有何关系？

唐杰：应该说深圳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分工的一个结果。从“三来一补”到OEM代工模式，是在承接由亚洲四小龙转移过来的国际化企业制造外包环节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形态。

在这一“欧美设计、亚洲生产”的全球垂直纵向分工体系中，被传统观念认为只是付出劳动力而缺乏创意创新的加工制造环节，也在大规模生产与分工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重要的创新升级。

以富士康为例，大家都觉得它只是在苹果手机产业链下游的“血汗工厂”，但实际情形远非如此。富士康领导曾向我们介绍，一台苹果iPad比如说有六个功能模块，我的每个模块良品率都达到90%，那么整个iPad规模化量产的良品率只能达到70%，余下30%的报废产品就成为了高企的制造成本。

但富士康说我每个模块良品率都做到99%，整机良品率就变成了90%，而在良品率70%到90%之间的这块利润，就成为了别人无法跟它竞争的“垄断利润”。富士康自身也变成在电子信息产品工业化制造过程中，工艺性管理流程上的“最优创新公司”。最后甚至变成全球谁说自己是IT业领袖，首先要看是不是由富士康给你代工制造。

深圳的持续产业升级就是一个“爬锅底”的过程：在“三来一补”阶段完成了基本产业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的“创新组合”；在OEM代工制造阶段，包括华为、比亚迪等一批优秀制造企业在模仿和学习基础上，实现了电子信息制造领域“工艺性管理创新”的跨越；在此之后，它们并没有停留在制造工艺创新环节，而继续向产业体系上端攀登，进入产品创新、组织创新乃至产业创新的全新阶段。

在不同的产业创新阶段，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富士康在大规模制造下的工艺创新和流程管理创新是重点；而到了华为今天对接基础学科的研发创新阶段，就体现在如何有效激励与协调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项目，并有效管理自身的专利标准体系与产业链。

在传统的市场分工体系下，往往在不同的产业创新阶段会涌现出不同的代表性企业，但是像深圳的华为和比亚迪这样，短短数十年内从产业链最底端不断实现创新式跨越，最终引领整个产业创新方向的企业，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罕见的。

南方周末：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本身如何不断适应这种跨越式的产业升级与转型？为什么同样的产业持续升级现象，没有在其他地区发生？

唐杰： 研究深圳经济不能只看金字塔顶端的那几家企业，深圳市值千亿级以上的企业也就十来家，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也有不少。但是你看金字塔第二层，百亿级以上的企业有上千家；再往下看十亿级的企业有上万家，亿级企业根本数不过来，这是其他城市经济体系中不多见的。

你再去研究这些百亿、十亿级的企业，就会发现它们中很多就是在为金字塔顶端的大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有的是供应商，有的本身就是这些大企业拆分出来的业务部门。

这跟日本汽车产业的分工形态不同，在日本的汽车产业体系中，小企业基本是不创新的，只需按照集团指令生产标准化配件，本质上还是企业集团的“工厂车间”。但是在电子信息产业中，从电容、电池到集成电路，中间产品模块之间不但高度兼容，同时还存在着从工艺性到功能性诸多层面的“微创新”空间。

从以日本汽车业为代表的工业制造企业内部分工，到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的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社会化分工，是现代产业组织结构从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这一“标准制造+模块组合”的产业形态下，电子信息产业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日本汽车产业中，由核心决策层直接指挥控制的“巨型企业集团”模式，被数十万家独立中小企业所构成的“产业生态圈”所取代。

在这样的产业生态圈中，让中小企业们“齐心协力”的不再是大型企业的股权或人事控制，而是由大量专利技术所构成的生产标准体系：哪怕是再小的企业，只要遵循华为开发的产品专利标准，其生产的产品就能够跟华为专利体系下的诸多其他产品“功能对接”，形成新的产品功能组合。

与此同时，数以万计中小企业从工艺到功能性的不断拓展与创新，又为相关的专利产品体系带来更加丰富的产品体验乃至形成新的产业体系，令传统工业制造体系下的“企业创新”变成了数字革命时代的“产业链创新”。

信息技术和数字革命为传统产业组织形态带来巨大变化，而深圳在国际化代工制造业基础上所形成的电子信息产业制造分工体系，是全球最早实现这一新型产业组织形态转型的地区之一，并因此而率先进入了数字革命时代的创新爆发阶段。

南方周末：你能否用实际案例来说明一下？

唐杰：在早期从工艺性创新到产业链创新的阶段，华为和比亚迪是典型的案例。华为通过对内部成熟业务的不断拆分，始终保持着前端研发的强大动力，从3G时代跟随到4G时代“并跑”，再到5G时代引领国际产业标准的领跑，是在数字革命前沿创新领域不断超越的案例；而比亚迪通过模仿创新在工艺制造流程中形成了“人工+模具”的“比亚迪生产方式”，短短数年内打败所有日系锂电池生产企业，跃居世界第一，随后将这一工艺创新模式引入汽车制造业，从低端汽车模仿到电动汽车的竞争性创新突破，成为世界上少数具有产业化生产电动汽车的创新型企业，是从工艺创新到产业链创新的代表。

在新一代企业中，大疆无人机是依托产业链创新的经典案例。梁振英特首曾经问大疆创始人汪滔能否回到香港创业，汪滔说我不能回香港，因为我只创造不生产，“连一个螺丝钉都不造”。大疆的核心专利就是无人机的点驱电控和摄像头，它的无人机就是在这两个核心技术基础上，依靠深圳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各领域内的创意工程师群体共同“攒”出来的。

无人机产业实际上是由许多不同产业中的“产品模块”所共同构成的：比如无人机制造需要高强度碳纤维，而深圳传统产业中的渔具和高档自行车已经带动了这个新材料行业的兴起；高精度铝加工、高密度电池与多功能集成电路等“模块”，则来自另一个特殊的“产能过剩”行业，那就是深圳手机制造的配套供应商，在退出早期山寨手机和低端品牌市场后，其“过剩”的电子电控技术与精密制造能力，恰好支撑了无人机产业化规模迅速扩大的需求。

在整个无人机产业的诞生过程中，深圳市政府只做了一点工作，就是引入某种磁性材料生产线，它只占无人机成本不到2%，但是没有这种材料，整个无人机产业链就无法形成。

在生物科技方面也是如此。生命科学就是数字化，只要能够数字化的领域在深圳一定扩张很快。比如华大基因在深圳能够做成，就是因为深圳是数字化技术的中心。现在各地都把超算中心当成重点项目，其实深圳的企业早就实现了“超算”化，华大基因、光启科技乃至深交所都是超算中心。

华大基因早期在基因测序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人家不卖测序设备给你，基因测序速度就受制于测序设备的价格与供应。而数字化设备制造本身就是深圳的强项，结果华大基因提出自己的测序标准与要求后，很快就在深圳电子制造产业链里形成了完整的配套，现在它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基因测序设备生产商了。

南方周末：数字革命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态，这种新形态下的创新模式与工业化时代的企业创新有哪些不同？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与作用？

唐杰：数字经济和传统工业化时代的最大差异在于制造环节的生产方式不同：

工业化时代是由企业自身完成厂房、设备等配套及企业内部分工，因此固定投资成本极高，只有大企业才能够实现规模化收益；而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标准化与模块化所构成的社会化分工不断深化，由海量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的“共享式”、“柔性制造”产业链，足以支撑不同领域创新成果的迅速产业化与规模化，也带来了创新成果加速扩散的效应。

因此，在传统工业产品中制造成本占比很高，以创新研发为代表的“沉没成本”占比较低，创新产品的社会应用和扩散周期比较慢；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产品的制造成本占比极低，同时研发成本占比极高，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扩散速度大大加快，这都形成了数字经济时代与工业制造时代不同的市场规律与产业特征。

面对这一新经济形态，应该说深圳政府跟企业一样，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和试错中总结经验并寻找规律。

比如在上世纪末深圳也曾按工业化时代的思路，试图扶持以国企为主的八大“超百亿集团”，最后被证明是失败的。在这种不断的试错过程中，政府方面逐渐意识到对企业创新最好的支持，不是给它“量身订做”什么优惠政策，而是要对整个产业链条加以分析，找到影响产业创新突破的关键“瓶颈”，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或鼓励。

比如1990年代中期深圳产业结构面临从代工制造向自主创新的关键转型，其中最大的瓶颈之一就是企业缺乏独立研发创新能力，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深圳政府为此煞费苦心，出台了一连串类似商鞅变法中“立木为信”式的引导政策：

1995年鼓励企业申报自建研究机构，一家企业试着申报后，立刻获得500万补贴；到第二年更多企业前来申报时，政府又提出申报研究所不能只有办公室，还要有符合资质的研究人员，于是一批企业马上去找学校研究机构，请老师们来当科学家；第三年申报要求再提高到要有具体研究项目，于是企业家们又回学校去翻老师们的研究课题；第四年再提出要有项目前景预测和市场调研分析……这样一步步引导了五年之后，深圳终于有一批企业开始尝到自主研发创新的甜头，进入产业创新的良性循环阶段。

今天大家都知道深圳著名的“四个90%”：90%的研发机构、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90%的发明专利出自企业。但是如果没有政府在20年前的政策鼓励与引导，深圳产业结构中从跟随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关键一跃”是不那么容易产生的。

今天深圳政府对创新经济体系中的政府角色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自觉，那就是“补足产业链缺环”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两大功能，除此之外都交给市场和企业去解决。

南方周末：为什么“补足产业链缺环”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对创新经济体系如此重要？又必须由政府来发挥功能？

唐杰：这是因为在数字经济带来的产业分工由“企业内部分工”向“社会外部分工”转型的过程中，原来在企业内部设立的许多为创新技术和产品服务的“成本中心”，在社会化的分工模式下，缺乏相应的企业形态。

比如基础研发需要投入巨额设备投资，但本身并不产生利润，在产业规模尚未形成时，中小企业很难承担这一巨额的固定投资成本。深圳的音响行业在全国领先，但是音响产品设计所需要的静音试验室投资高达数百万元，中小音响企业很难自己投资设立，深圳政府就投资设立了产业共享的静音试验室，由此引发了大批独立中小音响企业创立，也带来了整个音响产业链的持续创新。

另一些产业链缺环则是由于关系到公共产品标准或行业准入资质，更需要以政府以“公共服务”的方式为产业链提供。比如2003年前后深圳山寨手机市场爆发，我们在调查这一现象时，发现当时的手机入网检测要通过层层送审，检测通过后市场产品已经换代了。于是我们向工信部申请在深圳设立入网检测中心，由政府出资建设和运营，短短数年内手机制造中心就从北京天津转到深圳，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自主品牌。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关键在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模式从企业内部分工转向产业链外部分工的市场背景下，政府要为社会化分工模式下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多公共服务，而这一“创新公共服务”的标准，就是为整个产业链而不是个别企业减少创新风险和降低创新成本，有了这个标准，政府在创新经济体系中的功能边界就清楚了。

至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则涉及到经济学理论中的“企业边界”问题：社会组织交易成本越高，企业就越倾向于在内部实现分工，而不是外部的产业化合作。而以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为标志的新经济组织形态，恰恰是从企业内部分工向社会化外部分工深化转型的数字经济模式。

在在一“由内而外”的市场分工深化过程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标准体系的执行乃至数以万计企业间研发合作与代工制造合约的履行，都是过去由企业内部实现，而现在需要由社会化的法治与公共服务体系加以保障的。

在这方面深圳政府早期就做了很多制度创新方面的尝试，包括全国最早出台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并最早实现跨地区知识产权审判执行；以及在全国最早引入风险投资（VC/PE）体系。

从创新经济角度而言，风投并不仅仅是投资，更是对创新产业链中一系列“中间技术”和“中间产品”的定价机制，也正是由于风险投资及其相应的技术估值与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高端市场服务体系的完善，才为深圳数十万家中小企业创造了有利的创新生态环境。

在这方面还有太多话题可以讨论，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市场创新机制不断深化和完善，政府、社会和市场企业都还有更多需要研究与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