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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破坏性的经济学家


来源:凤凰财知道

文/卢安迪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史上所有经济学家之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人。他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也被视作自由市场理念

文/卢安迪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史上所有经济学家之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人。他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也被视作自由市场理念的先驱,连佛利民都经常配戴「斯密领带」。另一方面,反对自由市场的朋友则会批评别人「迷信亚当·斯密的理论」。

然而,事实上,斯密非但不是推动自由经济的英雄,而且没有人比他对自由事业造成更大破坏。或许他因提倡「看不见的手」而广为大众熟悉,但就其经济思想的深层影响而言——正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承认——斯密实乃近几个世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浪潮的根源。

尽管斯密是几百年前的人,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知识标准来衡量他,但即使跟他同时代或之前的学者相比,斯密都标志着经济学的重大倒退。更不幸的是,他无出其右的名声和地位,令他的错误思想得以把当时英国甚至欧洲大陆的主流学界引入歧途。

早在斯密之前,15至17世纪的西班牙经院学派(scholastics)、坎蒂隆(Cantillon)和图尔哥(Turgot)等法国经济学家,以及斯密的老师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都已发展出不少重要经济思想:财货的价值是由其稀缺性(scarcity)和人们的主观效用(utility)决定,而企业家的角色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尝试预测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些思想是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的原型,也被融入现代主流学问之中。可惜,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却如一座大山,把这个学统的传承隔断百余年之久。

主观价值论石沉大海

吊诡的是,《国富论》不但是相对于前人学问的倒退,也是相对于斯密早年著作的倒退。在斯密早年的讲座中,他像前人一样正确解答著名的「钻石与水悖论」:为何水这么有用却这么便宜、钻石不太实用却这么昂贵?那是因为水十分丰富,钻石非常稀少。假如某人在沙漠上快要渴死,他应该会愿意用大量钻石换取一壶水。

但在《国富论》中,斯密却突然抛弃了上述解释,改为引入「使用价值」(value in use)和「交换价值」(value in exchange)这两个概念。他写道:「使用价值最高的东西,往往无甚交换价值,反之亦然。没有什么比水更重要,但很难用水交换到什么东西。相反,钻石几乎没有用处,却可以用来交换到很多其他财货。」

斯密对稀缺性和主观效用的忽略,奠定了古典经济学在价值理论上的基调。正如Emil Kauder教授所言:「当亚当·斯密把效用和价值分开,就意味着把2000年的思想扫入垃圾桶,也使得我们无法在1776年,而必须等到1870年,才可认识到正确的价值理论。」

或许遗忘前人智慧还不是斯密的最大问题,因为他提出的代替品更具破坏性。他认为财货的真正价值不是其市场价格,而是某个内在的「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虽然坎蒂隆和哈奇森都曾分别提出intrinsic value和fundamental value的概念,但他们都明确指出这些价值是由人们的主观偏好决定。】那么,「自然价格」又从何而来呢?斯密的答案是:「自然价格」由生产成本决定,并与之相等。

诚然,在自由市场上,财货的价格和生产成本(化作折现值后)会互相趋近。但即使假设这是「自然价格」所指的意思,斯密把生产成本看作一个客观的定量,仍是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我们知道,生产要素的价格,恰恰是取决于各项消费品的(预期)售价,也就是取决于消费者(被预料)的主观偏好。

社会主义者迷信斯密

更奇怪的是,在这个「成本价值论」以外,斯密同时提出了一个与之抵触,但同样错误的理论,那就是(初步形式上的)劳动价值论。他写道:「每件东西的真正价格,就是得到这件东西所需的辛劳(toil)。当我们用金钱购买财货时,其实是用自己赚得那些钱所需的辛劳,换取财货中蕴含的别人的辛劳,而双方交换的劳力相等。」斯密进一步解释,「劳力」的价值是与工作时间和辛苦程度成正比。

换言之,斯密在前文提到的「成本价值论」中删去了劳工以外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自然资源)。但他跟我们一样留意到,现实中除了工人获得工资,地主、资本家和企业家也有收入。于是他写道,虽然在原始世界中「工人拥有其劳动的全部成果」,但在工业社会中,「工人不再拥有其劳动的全部成果,而必须把它跟其他物品的主人分享」。

正是基于劳动价值论,以及针对随之而来的矛盾,一个世纪后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发明了「剩余价值」理论,指控地主和资本家不劳而获,剥削工人。经济学家Paul Douglas总结道:「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看到斯密的价值理论的涵义(…)在《资本论》最终呈现出来的谬误,早在《国富论》中已埋下祸根(…)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在《国富论》中诞生的。」

或许有人会说:好了,斯密的具体经济思想确有重大缺陷【本文未及讨论斯密经济思想的其他(较枝节性的)错误,可参阅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一书。】,但他至少是自由理念的一个伟大旗手和象征人物吧?我不否认斯密在普及工作上有相当贡献,但即使在这个层面,他的作用恐怕也不是完全正面的。

斯密在其著作中花了大量篇幅,论述分工(division of labor)如何提升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就如写下过千页《经济分析史》的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指出,无论在斯密之前或之后的学者,从来无人像斯密一样,把分工视为自由市场最大和最独特的精髓,以至于把它置于经济思想的中心位置。斯密过分强调分工,容易令人搞错重点。

依我之见,自由经济的首要好处不在于分工,而在于孕育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不单努力满足消费者对现有产品的需求,更勇于创造新的产品,推动文明发展。尽管斯密也有肯定竞争的重要性,但整体而言,由于他倾向着眼于长远的「自然价格」而非市场价格,令企业家的角色在其经济理论中——也因而在英伦主导的早期古典经济学中——几乎完全消失;直到19世纪,萨伊(Jean-Baptiste Say)和奥地利学派等一众欧陆学者,才把企业家从斯密的黑洞中拯救回来。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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