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董秘成“高危职业”——来自10年董秘的自述

雨下了整整一天，刘佳（化名）赶到餐厅的时候，对面的楼已经看不清模样。刚一落座，电话骤响。她瞥了一眼，将电话扔到沙发的一角。

“都是些擦屁股的活儿，越来越没意思！”做了十多年董秘，她最近经常在朋友面前吐槽。

刘佳遇到了烦心事——就快要披露年报了，审计机构查账，顺藤摸瓜揪出几个未披露的重要事项——这让刘佳很抓狂。上一回也是犯这种低级错误，当时磨破嘴皮才得到监管员放行：事不过三，下不为例！

可偏偏又撞枪口了！刘佳觉得她没脸再去给监管员解释了……

董秘，这个曾被外界视为“光鲜”的特殊职业，如今正渐渐失去色彩，用刘佳的话来说，董秘已成为高风险职业。   

角色尴尬

多数董秘沦为“信披通道”

最初的时候，刘佳可不这么看。

作为上市公司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指定联络人，董秘对内负责股权事务管理、公司治理、股权投资、筹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保障公司规范化运作等事宜。对外则需负责公司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

这是书本上对董秘角色的描述。但在刘佳的设想中，那是一个“类金融”的职业，与良好的专业素养、考究的着装、八面玲珑联系到一起。

硕士毕业后，抱着对这份职业的憧憬，刘佳先是去了一家国企控股上市公司，从证券事务代表做起，几年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董秘。

但烦恼接踵而至。因为疲于老国企复杂的人事关系，她待了没几年便去了民营上市公司担任董秘。

尽管如此，她所期待的那种“简单处事、安心做事”的环境并没到来。反倒是民企上市公司那种“毫无章法”的做事风格，让她身心俱疲——为了做好本职工作，她需要及时做好公司的各项信息披露工作，但很多重要信息都是从其他各个部门传递过来，如果其他部门的领导不配合，她的工作就很被动。

事实上，尽管每次高管会议，董事长口口声声强调要重视信息披露，要求各个部门配合刘佳的工作，但有的部门领导嘴上配合，私下则认为刘佳干涉到他的部门、侵犯了他的权威。刘佳的工作很难展开，也正因此，才导致临近年报披露，审计机构才发现了几笔重大未披露事项。

如今，做了多年董秘之后，刘佳更觉得这个职业像“鸡肋”。“这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一旦公司遇到大事了，董秘们就更忙了。”刘佳说，如果得不到老板们的信任，董秘基本都沦为“信披通道”，仅仅是一个执行者，参与不到公司的核心决策当中，很难调动其他部门的资源支撑信披工作。

风险增大

114人遭交易所“红牌警告”

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同时，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董秘所承担的职业风险却越来越大。

“公司多次在年报时查出未披露事项，这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在我这儿。”刘佳说，公司并非没有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多次强调信披、内控的重要性，但由于公司其他部门领导的意识不强，很多事情做的时候并未及时通知董秘，非得自己找人去问，“心总是悬着的，生怕出漏子”。

然而，作为信披的直接负责人，一旦公司未按规定披露，板子多半打到董秘身上。“他人犯错、董秘背锅”——多位董秘如此自嘲。

事实上，近两年来，因各种问题而遭罚的董秘不在少数。

财汇大数据终端统计的数据显示，2017年，A股共有719家上市公司收到1561份问询函和监管函。其中，中毅达以21条居首位。 与此同时，共有114名时任董秘受到监管部门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用董秘们的话说，风险在增大，但他们的待遇却不见起色。

财汇大数据终端统计的数据显示，剔除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等行业后，截至4月16日，1544家公司董秘2017年薪酬平均数为52.14万元（税前），中位数为45万元（税前），众数为30万元（税前）。而低于平均值的董秘数为974人，占比63.08%。据媒体统计，2016年度，董秘的平均薪酬为50.3万元（税前，全行业样本）。

而那些被重奖的案例则让不少董秘羡慕不已。去年，因通威集团市值管理团队将证券市值工作当作营销战场，实现资本市场价值突破。2017年6月2日，通威股份盘中最低价5.07元/股，到2017年11月21日达到年内最高价14.68元/股，不到半年时间累计涨幅189.55%。通威集团因此授予通威股份市值管理团队董事局主席特别嘉奖，奖励400万元。

但类似的案例并不多。相反，董秘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财汇大数据终端统计的数据显示，2017年3606家A股公司共发布了各类公告36万余条，其中，阳光城以534条公告居首。阳光城2017年年度报告显示，现年41岁的罗瑞华自2017年4月10日起担任公司董秘，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为110万元，在此之前，罗瑞华先后担任过中天科技、世茂股份、银亿股份等上市公司董秘。不过，他未持有阳光城股份。

“工作量在增大、风险越来越大、待遇未有多少改观”——这成了诸多董秘吐槽的焦点。

如今，刘佳认为自己被他人牵连，她不愿背锅。对于目前的遭遇，她有点无可奈何。前几年，公司已经出现了类似的事件。她跟监管员磨破嘴皮子、写好保证书，公司最终才侥幸过关。但如今再犯，又该如何处理？

她说，准备向老板摊牌：追溯流程，查找责任，该谁承担就谁承担。否则，她准备辞职走人。

难题待解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给董秘“减压”

如今，董秘对职业风险很警惕，一旦出事，董秘就可能面临严重后果。

2017年6月29日，证监会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包括时任董秘王寒朵在内的*ST博元众多高管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值得注意的是，王寒朵曾被称为“上市公司中最年轻的董秘”。

这一纸处罚出来之前，王寒朵早已离职。并于2015年7月出任诺德股份董秘。不料2016年3月14日，上交所下发监管函，对包括王寒朵在内的高管给予监管关注。2017年7月21日，诺德股份公告称王寒朵递交辞职书，申请辞去董秘一职。

“一旦受到监管机构处罚，相当于董秘职业的市场禁入。”一位已离职的资深董秘说，这使得目前在职的董秘都小心翼翼，丝毫不敢出半点差错。

董秘在现有环境下如何降低自身职业风险？

“我曾专门找到监管部门，向他们请教降低董秘自身职业风险的办法，但监管部门的朋友也说不出更好的办法。”在刘佳看来，董秘的工作首先必须得到老板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让其他高管从骨子里接受内控体系的约束，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好并不容易。

“从某种意义上讲，董秘需要对董事会负责，也需要对股东负责。”在一位上市公司副总经理看来，现有董秘因为身份、职位的原因，很难调动公司的资源，要解决问题需要在职位及相应的权利上有所倾斜。

但比较尴尬的是，大批董秘事实上游离在上市公司“决策圈”之外。

财汇大数据终端统计的数据显示，2017年，A股3485位董秘中，仅有1074名董秘进入公司董事会，占比30.82%。

没有进入“决策圈”，意味着很多核心的事情根本无法插手，一旦哪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给董秘带来无尽的麻烦。

前述资深董秘亦深有感触。前几年公司的一个投资项目，尽管他在决策会议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几乎没人听。如今，问题一下暴露出来，公司业绩受到影响。尽管监管层还未下发问询函件，但他最近一直琢磨着该怎么向监管层解释。

“目前宏观经济复杂，不少上市公司业绩压力较大，加之资本运作受到严格监管，上市公司腾挪的空间越来越下，一些“老问题”随之暴露，这导致董秘比较关心自身的职业风险。”前述离职资深董秘说，但这是一个很现实又很棘手的难题，目前来看没有更好的办法，需要上市公司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不过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时间。一旦解决好了，公司整体质量会上一个大台阶，反之则会留下各种后患。

访谈手记：董秘焦虑背后亟需优化公司治理

几乎每年的年报，都要说说“董秘”这个特殊的群体。但过往的时候，我们更多的集中在他们“光鲜”的一面，却很难触摸到他们的内心：他们到底都在想什么？

所以，今年再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希望深层次、立体的去还原这个群体真实的状况。通过前期的调研，貌似光鲜的“董秘”，与“焦虑症”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谈的最多的，是对“董秘”这个职业的困惑与苦楚——想干事，却得不到老板们的支持；想改变，却无法去挑战一个固有的公司治理模式；想离开，却又难舍这个聚集资源的“鸡肋”……

这并不是说“焦虑”只是现在才有，只是调研发现，董秘们的“焦虑”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变得严重多了。当然，我们无法通过一一调研得出一个精确的数据，但从诸如薪酬、职位、处罚记录等侧面，我们可以去丈量这个群体面临的压力。特别是女董秘们，他们的身份太敏感，很多东西是不会轻易说出来的。除了工作压力、心理压力，还有家庭的压力。

当下，中国资本市场的生态正在发生巨变，很多行业、很多岗位都在发生变化，而身处其中的人的命运也会随之变化。董秘作为连接交易所与上市公司、公司与股东、监管部门、媒体等关系的纽带，为资本市场的成长贡献了不少力量，但现在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而破局之路似乎并不清晰。

是向前一步还是退后一步？这首先需要上市公司不断优化公司治理，创造一种环境和机制使得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它还需要得到各大股东和高管们的支持，摒弃个人的权力欲望和“山头主义”，将公司治理落到实处，为董秘的工作创造更优的环境，促进上市公司健康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