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从哪里来？

那是两年前的一天，苏小和找到我，说是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揭示中国自1820年以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和企业家阶层崛起的历史、规律和特征。当时我也很激动，因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有些人对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方向表示怀疑，对邓小平的“市场逻辑”也提出质疑。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启蒙时代，可以帮助我们见微知著，启迪和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我认为，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要通过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纵向、横向和实证研究来回答三个问题：

其一，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农耕经济从什么时间开始走进接近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时代？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方式从何时得以发展？这种开放的、竞争的、自由交换性质的市场经济形式很快催生出带有中国烙印的第一代企业家，这是市场启蒙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开端。这些企业家是什么时间产生的？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其二，中国第一代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企业家为什么没有真正发展起来？以至于到今天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纯粹市场意义的企业家阶层，那些刚刚萌芽的具有一定市场特征的企业家为何迅速被庞大的官商结合传统遮蔽、挤压？

其三，从历史潮流看，晚清末期市场经济的有限演进给历史留下了什么？是历史的财富、工业化的勃兴、财富的积累？还是一种变革社会的思想，即现代化进程？这样的进程怎样催生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向多样性格局转型，导致传统的士绅阶层的分裂、现代城市精英的崛起、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以及企业家阶层对市场经济的主动探索？中国从此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方位，这一进程有哪些本质上的规律、趋势和特征？虽然过程百转千回，但历史的方向已经确立，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时候，都只能在这样的历史潮流里顺势而为。

苏小和是一位精于学习、视野开阔、勤于思考的著名财经作家，出版过多部著作。他曾经是个诗人，但他发现纯粹的诗人是很难养活自己的，于是另辟蹊径，投身财经领域的研究与写作，成为著名的财经作家和书评人。

由苏小和主笔的《启蒙时代》这部书，是系统研究1820—1911年我国晚清时期市场经济与企业家阶层发展轨迹的成果，既有学术性，也有知识性。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及其发展的路径，探寻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方式和环境，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进行深层次的差异化比较研究。事实上，从梳理历史的角度探寻中国市场经济发育和企业家成长的轨迹与独特性，不失为一种更有说服力的了解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方法。

第一，揭示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被动出现的这一历史现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虽然沦为了屈辱的战败国，人们却惊讶地发现，伴随着门户的打开，晚清的贸易水平反而扶摇直上，出现了一些适应财产私有性质的区域性市场经济制度，个人消费者有了选择的自由，企业也开始享有获取利润和竞争的自由。

第二，描述了中国近代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的出现一一具有鲜明的官商结合的历史特征。晚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论官僚还是企业家，都赞同构建一个近代化的工业秩序，只有致力于工业的发展，才能救帝国于险境。但问题在于，在治理一个幅员众多、地域广阔的国家秩序里，朝廷长期以来都一直遵循着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似乎市场是可以被官员操纵的，而绝大多数有志于近代企业的商人和企业家，也理所当然的认为，只有朝廷大力支持并控制企业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才有希望，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共识。沿着这样的思路，大量的地方官员理所当然地把创办和监督近代化企业的职责、任务和角色，分派给了自己。也就是说，中国近代企业的开端就是以官商结合为起点的。这样的起点，被人们誉为一种制度性的创新。国家之大，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也没有人强调官僚和企业家的分工。多少企业和企业家的悲剧命运就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次第上演。

第三，剖析了官办企业是伴随着封建国家一一这种以土地分封和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而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官办企业的历史比资本主义制度要悠久得多。从中国看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时代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官营工厂，如，当时专门供给统治者享用的金、玉、木、陶、革、丝帛以及弓、矛、箭等国家征战用的制造业。在西方国家，官办企业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但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能够产生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全球翘首的企业家阶层及企业家精神？归根结底是国体和政体决定的，国体、政体决定了商体。在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统治下，市场、企业服务于统治阶层己是必然。

晚清时期，我国沿海地区的贸易水平快速发展，其市场结构、贸易活动、商业组织形式等都产生了近乎革命性的变化，由此带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革新。可以说，1820年以来的输入性市场经济架构，使中国商人学到了西方的自由竞争，初识了资本、货币和产权制度，一些具有开放思想人士也试图向西方学习，创建市场经济架构和企业，按照市场化运作企业。然而，即便是外国商业势力用自己的资本力量培养的与自己竞争的中国商业阶层，最终也是被官僚权力压倒，有些成为官僚傀儡，有些被强大的官场博弈粉碎。像李鸿章组建的招商局，在唐廷枢、徐润掌管下，股权结构多元化，是中国第一家具有股份制结构、具有现代公司特征的企业。但在李鸿章运用权力为招商局打开垄断漕运之门后，一方面是招商局的不断扩大，“能够成功地与外商匹敌”，而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背离。最终，招商局演变成一家官商结合、完全由政府官僚把控的官办企业，企业家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市场人格。即便是像郑观应那样胸怀大志、较早接触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理念、了解和掌握一些市场竞争技术的优秀人士，也要依托其浓厚的政府色彩，最终被官僚利益和政府权力扼杀。无怪乎郑观应感叹：“专制之下，尚未立宪，有强权无公理”。这也是晚清时期中国企业家的宿命写照。

第四、比较翔实地勾画了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群像，以及他们的鲜明个性、经营特色、商海沉浮与历史命运。为了实证近代企业家发展、成长的不同经历和鲜明特征，书中专门描述了思想型企业家郑观应，买办型企业家唐廷枢、徐润，私人型企业家胡雪岩，官僚型企业家盛宣怀，士大夫型企业家张謇。他们有着不同的个性、理念和特点:有的埋怨官僚过于干涉企业的经营，但又在经营方式上依赖官僚；有的具有纯粹的企业思维，终其一生也没领会到官场的幽暗；有的起于官商结合，败于市场竞争，依靠政府关系做生意，却一直学不会在真正的市场体系中游泳；还有的纯粹是官僚型企业家，游走在官场和商场、权力和生意之间。通过对这些近代大商人、大企业家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大商人、大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启蒙时代不同的奋斗、抗争、沉浮经历，以及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悲剧性历史特征和规律。

本书引注多达885个，可见作者的勤奋与严谨。

通读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1820—1911年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启蒙时代，应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市场的启蒙。1820年前后，中国农耕经济在输入性市场经济架构影响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与发展，开始走进市场经济时代，由此催生了中国第一代具有自由竞争意识的企业家；二是受庞大的官商结合传统遮蔽，中国没有形成纯粹市场意义上的企业家阶层；三是晚清最后80多年市场经济的有限演进，留给历史的财富是一种变革社会的思想，它催生了中国传统社会向多样性转型。这是本书的思考与总结，也是留给我们对晚清市场经济与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再认识和历史与现实相关脉络的进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