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谈私企的传承

关于私企的传承问题，我回答过很多次了，但是还不断有企业家和媒体记者在问：为什么要搞私企立宪?有可行性吗?有必要吗……诸如此类。以前我讲过搞这个制度的初衷，源于我妻子的提议：让有本事的人创业，让没本事的人享福，使企业稳定，家族和睦。今天再换一个角度说说。

我们的企业30年了，从一开始就注重文化的建设，从这些年的成绩来看，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真善美为“文”，潜移默化为“化”，所谓文化的功能就是教人们做个好人，做个善人。但单纯的教化毕竟是有限的，也是靠不住的。我们在选干部的时候往往都想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一方面这些人很难找到，就是找到了，因为道德是动态的，选拔出的这些人才一旦拥有了权力，往往就会变坏。看张子善、成克杰、胡长清等等，哪个不是很好的干部苗子?最后都变坏了，文化的作用真的很有限。

一个家族也是这样，家风家规再好，对家族成员的约束作用也是有限的。比如李锦记家族规定后代们不能太晚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等等，犯规就要退出董事局，这能做到吗?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是质疑的。靠家风家规来约束，作用肯定有限。多少家族企业在传承问题上被撞得头破血流，有的还闹得分崩离析，甚至家破人亡。不靠制度培养，按自己意愿培养出来的接班人往往出问题。打个比方，上帝是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但是哪一个人像上帝?上帝都做不到，我们人塑造人就更做不到了。除去上帝不会为名利奋斗，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名利纷争，没有欲望就没有功利心，没有功利心就没有事业心，这种欲望和功利才是人类你追我赶往前进的根本动力，所以用文化道德约束人类社会有一定作用，它告诉人什么是正路，教给人“仁义礼智信”，告诉人应该往哪里走，但是想用它从根本上约束人是靠不住的。

依靠道德选拔人才往往是靠不住的，以道德品行为标准，就可能为了掩饰丑恶而产生伪君子。比如隋文帝杨坚废长立幼的故事，杨坚吸取历史上帝位传承的教训，在统一天下的很长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克己俭朴的个人生活准则，在后宫生活方面比较严谨，只和独孤皇后生有五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妾，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邪!”五子虽出同母，但他坚持长幼有序的规矩，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后来见杨勇个人生活上不像自己那么检点，后宫多女宠，就果断改立“不近女色”、生活俭朴的次子杨广为太子。杨广身后虽为万人唾骂，但在他被立为太子的时候，他不仅不近女色，厚以待人，生活节俭，而且天赋甚高，文笔极好，统兵将将无所不能。杨广可能迎合了他父亲的评价标准而上位，上位后荒淫无道，后人皆知了。人是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和影响的，所谓的高尚道德在复杂的环境中很难一以贯之。

胡适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很认同：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高尚，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维系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最根本的法宝还要靠制度，人类最大的发明创造就是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制度就是规则，规则就是文明，不完善的规则也比原始状态的弱肉强食好，规则不完善慢慢去完善。家族企业的传承也应该有制度，比如过去的“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不管公平与否，毕竟算是一种制度了，制度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结果，没有这些制度战胜不了野蛮，但是野蛮又促使制度不断完善。

一个组织的继承人，未必多么有本事，他只是一个象征，就像庙里的泥胎，其实这个泥胎完全可以真人化，比如君主立宪，英国的国王就是真实化的“泥胎”，国家有了他就不会因夺权而动乱了。没有这个象征的“泥胎”，就会引发很多人去争，争夺终极化的领导权——总统或皇帝。美国的三权分立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争的是司法、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国家的终极领导权无法再争了。再看我们古代的帝位传承，李世民有能力当皇帝，但是他位居老二，想当皇帝必须杀掉他的兄弟们，同室操戈，打破“传长不传幼”的规矩，这都是很残酷的。中国历史上的帝位传承，围绕立贤还是立嫡，斗争了几千年。我们看到大多帝位的传承，靠杀戮上去的，还得因杀戮下来，要不就是自然死亡和禅让。

我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可以实行自古有之的“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塑造企业接班人，我也能够顺理成章的让儿子接班，但是我考虑这些都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就是用什么塑造领导人的问题，领导人怎么上台和下台的问题。那么私企立宪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私企立宪已历五届，实行快10年了，事实证明，这个制度的确能够使企业和谐，家族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