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做好这四点，你的企业才能有未来

企业价值观

李红：您说万通的力量在于四点：全球观、中国心、专业能力和本土功夫，能不能具体地分解和阐释一下？

冯仑：这是我们公司对团队做事情的要求。

全球观非常简单，做任何事情从大往小想，从全球视野看，比如我做立体城市，我研究全球城市的历史，研究美国城市化最新的资讯、经验，这是全球观。

看问题是宏观视野、微观聚焦，聚焦到中国城市化，在中国做事。中国企业、中国人解决中国问题，这叫中国心。

解决它需要专业能力。比如规划，我刚说了有70多个方案，我们每年都竞赛，把全球智慧拿来比较，我马上要去新加坡，为新加坡第三届垂直城市的设计、规划竞赛颁奖，第三次了。我们拿钱征集这些方案，每年都有研究。去年他们用越南的一块地，主题叫“丰收的城市”，研究都市农业跟垂直城市的关系。前年我们在首尔的龙山火车站找了一块地，研究立体城市的老龄化问题。我非常执着，在哥本哈根说过那话就做。这就是企业家，有专业知识。

本土功夫很简单，就是领导变了怎么沟通。我们在成都做立体城市的时候，李春城变成了前书记、犯罪嫌疑人，时间拖了，我们就要沟通、重启这些事情。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各个部门有特殊性，怎么去沟通？靠本土功夫。简单地说本土功夫就是见面，西方功夫就是发邮件，不见面就能办事，中国本土文化一定要见面才办事。

把这四个结合起来，才能让你做的事情有未来。

自觉思考者•民企形态

李红：您对关系网的经济规模有自己的想法。能不能解读一下？

冯仑：所有企业家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的，最后把它落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由虚心而实脑开始的，虚心是学习、研究、找方法，实脑是要有创新。我那天突然想，如果中国现在没有这几个互联网的大佬，没有马云、马化腾、李彦宏，中国现在就没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乐趣全没有了，“小时代”也没有了。这些都是从虚拟经济做起，做到实体经济，跟实体经济配合，如O2O这样一些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企业家的使命、责任就是创新，而创新是由概念、理想、兴趣和利益推动，要把它做起来的。

这个过程中，你要善用资源，其中一个就是人脉资源。现在有各种各样的NGO、群体，有公益性的，如环保组织阿拉善、TNC（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中国的理事会，学习团体华夏同学会，还有弘扬企业家正义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另外，企业家有其他资源，比如政府的支持。市场、客户也是资源。

民企展望

李红：对于现在李克强政府推出的简政放权您怎么评价？您是否看好新一届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政策？

　冯仑：我非常关注、非常理解，也非常赞成、非常支持。这届政府在发展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上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在政府简政放权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正确的方向。只要这样做，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没问题。

民营经济用了不到国有信贷资源的30%，解决了80%的就业、65%的GDP、50%的税收、65%的公益捐款，国有部门用了70%的贷款，解决了20%的就业，一半的税收，公益捐款不到40%，赚的钱只有15%上缴财政，这上缴的15%大部分又回到了国企。国企用了这么多资源，就造福国企自己，不让民众分享，不能提供公共产品，为公共服务。

现在的政策，给民营更多的资源，我认为就对了。

李红：您对民营企业未来的走向有什么预测？

冯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给它们制度安全，制度安全包括财产安全；资本、流动、创新、知识产权的安全；自由选择产品、自由创新的权利；还要允许它犯错。有了这些，中国民营企业不输给世界上任何商业企业。

中国转型问题

李红：您是怎么理解中国的变化和发展的，这么多年来，您所理解的国家层面的经验、错误在哪里？未来中国的走向和预测是什么？

冯仑：中国有大量的东西需要转型，社会面更大。比如国民的价值重建、道德重建。意识形态经历了泛化、虚化、碎片化、边缘化，最后去意识形态化，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就是价值回归。

自我重建的方向，一个是从传统重建，另外一种向外、向宗教去找，还有一些从法律等去找。这个重建过程现在刚开始，不到30%。

政府重建。比如从教科书开始改，强调法制、公民权利，强调政府是有限政府，这属于国家主导的价值重建。这部分要一代人，还得20年、30年。这部分不做完，政府没法转型。

只有社会完成了转型，政府才能把它不该管的事卸给社会。政府一定是先建立大社会，而不是努力精简机构。

我们企业家难就难在，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活下来很不容易。企业行为要100%市场化，但也要跟政府、社会妥协，要适应政府现阶段的要求。企业要适应这70%没转过来的社会、刚转过来50%的政府，从经济上已经转过了大半个身子，身子进来了，头、腿卡在外边。民营企业在中国当下就是这样。考验企业家智慧的就是头和身子没进来，怎么活着。

企业家精神剖析

李红：您的很多观点里面可以看到企业家精神，如冒险、执着、创新包括价值观。您怎么剖析自己身上的冒险精神？

冯仑：我觉得冒险精神是与生俱来的。企业家没有这个精神同样能做事。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主要源于价值观、信念、兴趣、对自己成功的期待和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多目标，已经爬到4000米，你想应该上5000米，就得冒1000米的风险，结果掉下山去了。不断对自己有要求，就不断地会冒险，最后总有一天会掉下去。所以企业家一方面是成功，宿命是失败。

李红：您特别重视价值观的培养，对于初创企业价值观KPI，您怎么评估？

冯仑：在初创企业，价值观就在创业者身上，你能感染多少人？还引导后边的跟随者？个人的价值观怎么样放大？等到成为组织，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希望把这个价值观变成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和协调方式，实际上逐步地宗教化了。宗教最简单，把价值观变成意识形态、仪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大家就按照这个走。

我觉得一个创业者要坚持自己内心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并把它带到组织当中，你的生命力就会变得很强。

李红：专注和执着也是企业家精神特质中很重要的，您这大半辈子，特别专注的事是什么？

冯仑：我专注的就是万通，就是房地产。“中国中心”，我一做做了十几年。做台湾我也很专注，立体城市已经做了4年，开始创办立体城市，经理人都说不行，现在70%的人都赞成了。纽约“中国中心”刚开始连靳羽西都觉得不适应，说在美国的自由塔上面弄一个五星红旗不能接受，现在都接受。这就叫专注。网上有一句话：成功路上你并不担心，因为没有竞争者，因为只有你坚持着，别人都走了。所以成功路上你坚持，你肯定会赢。

李红：纽约“中国中心”和外方合作的时候，他们对您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考察，让您认识到诚信特别重要。您能否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的诚信体系？

冯仑：中国的诚信中有很多道德因素。西方理性，非常简单。中国允许你辩解，诚信尺度更宽。西方很窄，刷卡记录，有几次没交钱，机器就给你处理了，所以在西方要更小心，没解释余地。西方是一点都不出差错，不诚信的成本高，中国解释的余地大，成本低。中国人坚持诚信比西方难。

李红：在创新方面，您怎么看待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家？

冯仑：我觉得中西方企业家在创新的动机、原因、表现方案上没有什么两样，内心特质也是一样，比如冒险精神、价值观、冲动。中国的企业家创新更辛苦，要顾忌很多道德的、政府的因素，遇到制度的障碍、道德的自律和他律，反倒不自信，因为顾忌道德，很多创新被压制了，成功率比较低。再有，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环境是不是够？因为创新牵扯到很多知识产权。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不起来？文化产业核心是内容产业，内容产业核心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是能够想错事、说错话、用错人、表错情。思想自由是文化产业创新当中最重要的制度保证。

　还有创新以后的激励体制。上市成功，过好日子，娶漂亮媳妇，买大房子、买车，这是创新后的奖励。这个奖励是资本市场给的、社会给的，不是政府给的。还有其他相关的体制。

这些做好了，中国企业家创新的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

个人独立精神

李红：在国家主义思维方式上，企业家思维方式、个人独立精神思维方式，让您选，您认为自己倾向于哪一项？如果三种您都有，各占多大比例？

冯仑：我倾向于郭敬明的“小时代”，就是个人独立精神思维方式。

当然，我创业那段时间可能是大时代思维，这10年企业家思维比较多，最近我突然觉得应该要按“小时代思维”进入“小时代”，每一个企业家都坚持自己的个性、维护自己的权利、坚持自己的基本公民权利，我相信社会就会有一个共同准则，法制就可以得到落实。

李红：您在企业家群体里面与众不同的是您的话语体系、表达方式以及您的思维方式，您喜欢用两性、女人等形象的表述来探讨严肃的话题，甚至是形而上的话题，您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里面有怎么样的逻辑？

　冯仑：两个原因：一，我是按神的方法在说话，上帝都是从男女开始说起的。中国所有的经典古籍一开始都说男女、家庭、亲人，从人性开始讲，从人性折射到社会、折射到理性。《圣经》也是这么讲的。所以我很自然从人性讲起，从人的本质来思考。这种表达方式跟鲁迅的语言体系是一样的，一是书面体系，他是文言文，我是白话，我也会讲经济学的弹性、需求、供给、基尼系数，政治学的术语，法律的术语。二是民间俚语体系，民间俚语非常复杂也很生动，我是开玩笑，接地气，都是当下“小时代”。三是我们还有官方体制内的一套语言体系。四是日本的一套语言体系。

李红：您提到时间是一维的、不可逆的，特别强调时间的收益最大化，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人生课题，您怎么评估时间的收益最大化？

冯仑：时间有开头没结尾，一维的，生命是有限的，要做于社会、于个人、于企业都有增量价值的事情。比如同样一栋房地产，我提出“追求理想，顺便赚钱”。可能万通赚的钱不如别人多，但是万通在每个点上的创新和对社会的增量意义，不输给任何一个企业。我们做的纽约“中国中心”，在中美关系史上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纽约“中国中心”明年10月开幕。“9·11”重建，中国企业参与，在北美最高的楼上做一个“中国中心”，这是有增量的事情。

我们花很多时间跟王石、李连杰做公益，这都是有增量的事情。

中国民营企业用30年做成中国经济主流的一部分，用10年做成在公益领域里的主流，现在民办公益基金数量已经超过了公办，募集的善款数远远超过公办机构。中国慈善公益的捐款中，65%来自民间、民办机构。

未来10年我们做对生命、对社会有增量的事。这是我们共同的想法。当然，公司业务要做好，这是基础。

每个人对生命的选择方向不同。我不以赚最多的钱为目标，我是顺便赚钱，我对生命是有交代的。

无为精神

李红：您研究老庄思想，国内的老庄、国外的培根，是不是您的偶像？

冯仑：每一个人都是多样性的。我做生意，遇到困难去思考，发现老庄是中国最容易生存，而且最有力量的办法，《道德经》讲的都是终极的力量。比如将欲去之、必先举之，为而不有、善而不居，不动则动、不争则争，这都是大智慧。生存、制胜一定是老庄这套。但是维持一个秩序，要儒家那套。儒家就是装，道家都是真的。所以老子叫全真道人。圣人和真人，圣人用道德包装，真人是裸体的。

生存阶段，我比较喜欢道家。成功了，学点儒家，仁爱亲人、礼义廉耻，这些都很重要。儒家核心是保持次序，道家没有次序、毁坏次序，这是一个不同的阶段。

培根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一个卑鄙的伟大者，他的人生很悲惨。我没有专门研究他的全部著作，他在中国最流行的书是《培根论人生》，以散文方式讲人生观。我的《野蛮生长》、《理想丰满》，章节的安排跟《培根论人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