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中央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然后还有三农以及重大水利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还有一些定向，比如说对城市商业银行还有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定向降准，这个定向降准释放约2000亿的流动性，您觉得是否能真正进入到三农和中小企业呢？

黄益平：我觉得这个做法应该是从去年开始一直有的，就是把一些结构性的思路，结合到货币政策当中，所以去年所做的很多定向宽松，定向降准，其实都有很多结构性的，这一次就像你说的这些，中小型的这个银行，尤其是城商行，给他们把存准率降得更低一些，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多的流动性，希望这些钱用来更多的支持中小企业，包括三农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从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是不是真正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黄益平：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去年学者一直在讨论的，就是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实施定向宽松，或者说我们领导人说的叫精准滴灌，能不能达到效果，我自己持怀疑态度。

黄益平：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些机构，钱多了，那么他们会给他们平常的客户，增加业务，比如说中小企业，我觉得完全有可能，但是反过来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今天金融机构，不愿意把钱贷给这些三农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说明他们的风险比较大，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障碍，比如说中小企业没有抵押资产，可以抵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单纯地希望这些机构，更多地把钱带给中小企业，我觉得可能效果可能会打很大的折扣。

黄益平：一方面是你这个钱会不会到这些机构，其实很难说，确实有一些钱出去了，如果中小企业现在的风险，都在大幅度上升，他很可能就倒手给其他的机构了。因为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最大区别，财政政策可以相对简单的实施结构性的意志，你在哪儿缺一条路，哪儿缺一座桥，直接就规划投资就完了，当然也可能有效率损失的问题，但是这个瞄准是很容易的，货币政策钱出去了之后，它是流动的，你最后并不知道它是到什么地方。

主持人：那您认为全面降准是不是强刺激的开始呢？

黄益平：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这个尤其是我们考虑到央行说的，央行的官员说的，这个是一个流动性的管理，它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宽松，我自己不认同这是强刺激的开始即便是全面的宽松，也不是强刺激的开始，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区别，我自己的理解，是从这个习李开始执政以后，我觉得他们一直在试图避免再像过去那样的全力刺激保增长，尽管就是有不同的措施出来，为自己也好，定向宽松也好，当然也有很多专家有不同的解读，微刺激多了，也就是强刺激，但我觉得从政策理念上，包括对他们实质做的上面，其实一直在避免强刺激，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没有看到不一样的这个证据。

主持人：那除了政策导向，我想知道市场方面，比如说现在的一些P2P，还有民间借贷等，能不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或催化作用呢？

黄益平：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子的，就是民间借贷的扩张，应该对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我们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温州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就是为这些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难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现在一直没解决，去年一年国务院开过很多次会，要解决这个融资难的问题，但我后来看了很多的这个政策，其实是很难实施的，或者很难在短期内见效的。

黄益平：11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决定了10条措施，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有一些他说是要通过跨境融资，要引进更多的民营银行，这些我觉得是可以做的，但短期内其实是很难实现的，还有一些他说是要引导这个金融机构合理定价，防止这个乱收费，不要资金定价过高等等，我觉得这一些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黄益平：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利率市场双轨制，一个是在银行，正规市场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是5.6%，在温州民间借贷，一年期是多少钱，20%左右，这个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利率双轨制，一轨是正规市场，也就是商业银行，另外一轨是这个非正规借贷，但这两轨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双轨制政府，把这个正规市场的利率压得很低，其实是把非正规的这个利率给抬高了。所以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尤其严重。

黄益平：我们现在发展了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是不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会得到缓解，我觉得会得到缓解，但是我们现在的影子银行的发展有一个独特的问题，尽管大家从正规的银行移出来在做融资，但是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有软预算约束的机构，包括地方融资平台，也都到这些市场上来融资，他们导致的这个结果就是第一是他们会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其实有一个挤出效应，他要融资了，你就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融。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像民间，像这个地方平台到这些市场的融资以后，它定的价格是10%、12%，其实已经很高了，但是大多数投资者认为，这些地方平台是由政府担保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就变成了新的无风险利率，这样的话对于中小企业、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实他们的融资成本提高了。

黄益平：其实这个我想说的是两点，第一点是，在中国由于这个利率双轨制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其他形式的，尤其是影子银行的发展，不但没有很明显的缓解融资难的问题，其实可能还是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突出了。

主持人：央行降准对房价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楼市是否会在春节之后迎来3月小阳春？

黄益平：我觉得这个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恐怕无非就是两个方面的影响，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供求关系，这个供应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我们看到的有多少地、有多少房子在买，但是不太确定的是我们的这个需求，就是老百姓买房子的这个热情和这个需求还有多高，这个可能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你刚才说到我们降准流动性增加了，理论上来说，对于这个资产价格，可能是会有一个推动作用。

黄益平：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房价比较疲软，我想更多的其实是因为在很多城市出现了这个空置率非常高的问题，或者是说很多投资者，对于未来房价的走势，出现了一些疑虑，所以我自己的这个猜测，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房地产市场似乎是已经见底，或者稳定住了，再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在短期内强势反弹可能性我觉得也不是很大，那么更重要的一个观察，我觉得可能是，以后我们国家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越来越分化，就是这种属于超大型的这个城市，尤其是在市中心，好的地带，我觉得这个房价肯定还会涨，因为它的供应是很有限的。

黄益平：即使像北京这样的，到了五环外、六环外这个也很难说，就是位置很重要。

主持人：那借鉴您之前在国外的生活经验，跟西方发达国家来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

黄益平：从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说，如果要看发展阶段，我们当然还处于相对比较早的阶段，就是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即便是我们用现在官方的数据，城镇居民，其实是那些农民工在城市里头，只要生活、工作超过六个月，就算城市居民，我们的城镇化的比例也才超过50%，所以其实不是特别高，城镇化还有很大的这个潜力，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房价以后怎么样发展，我觉得恐怕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需要考虑，那么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过去15年、16年，我们大概是1997年、1998年第一次有商品住房开始，那么到现在已经是十几年，将近是20年，这段时间增长一直是非常快，我自己觉得有很重要的五个因素支持。

主持人：哪五个因素？

黄益平：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老百姓的储蓄率比较高，收入增长还比较快，GDP增长很好，经济增长很好，大家预期很好，那么第三个是我们的人口结构一直非常有利，年轻人越来越多，所以对住房的需求就比较高，那么第四个是城镇化一直在往前推进，速度比较慢，但其实这个趋势很明显，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这个金融，就是老百姓其实没有其他的投资机会，如果您有钱，要不就放在银行里头，银行里头其实没什么回报，要不就是买房地产，那么如果把这五个因素你再往后看一看，就我们看未来10年、15年会怎么样，我觉得大多数因素都会逆转，我们的收入增长肯定会放慢，经济发展水平速度在放慢，已经在放慢对吧，我们的储蓄率，理论上来说其实也会下降，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也会开放，属于老百姓投资的机会，其实可以不断地增加，我们的人口已经开始老龄化了，其实以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担心。

主持人：会出现像鬼城、空城吗？

黄益平：现在还不太好说，但是未来的供求关系，可能会发生逆转，就举个例子说，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这个独生子女，那你想一想，等他们的父母以后不在了，他们每个人都要继承很多房产，这个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唯一一条还可能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可能就是这个城镇化还会继续，我们很多农民，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农民工在城里头，他们其实还没买房子，他们以后如果长久住下来，他会对房子有需求，所以这个需求似乎是有，但是从长期来看，似乎这个推动力量不像过去那么强劲，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也许短期内还可以，中长期要谨慎一下，那么从房地产市场本身来说，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前两天李克强总理刚刚去探访了90后的创业者，90后的CEO，似乎在有意向人们传达一些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在里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益平：我觉得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经济进入到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中国经济很困难，很困难其实除了我们过去体制性的一些问题以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太成功了，我们过去成功在什么地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中国变成了这个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劳动力短缺了，民工工资在过去10年，每年上升15%，其实使得我们过去，很多有竞争里的企业现在没有竞争力了。

黄益平：低成本的优势就丧失了，这个就是经济学把它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到我们现在760美金人均GDP的时候，下一步怎么样保持我们继续发展，像过去那样的简单的生产那些低端的制造业产品，已经没法有竞争力，所以下一步要维护我们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唯一的道路、出路就是要创新和产业升级，那么这个和过去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从核心来看，怎么样才能做到我们的产业升级，就是要创新，所以我觉得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创新。

主持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府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呢？

黄益平：这个创新本身是要遵循大数定律，大数定律的一个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不能有政府预先确定谁担当我们的创新的任务，就像我们过去重新看到，两年前我们在国内说婴儿奶粉的问题，矛盾很突出，然后工信部说我们也要发展我们的民族婴儿奶粉产业，怎么发展，他的办法是在全国找了五家，他认为实力比较强的企业，给他们钱，给他们政策支持去做。这个能不能做成我不知道，但这不是一般的创新办法，一般的创新的办法，你就是要给企业，给个人提供宽松的创新的环境，其实主要让市场来做，政府要改变。

黄益平：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就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了，起码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有三个方面，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支持创新方面，能提供一些资金支持，当然更好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很多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进入门槛卡得很紧，比如说电信、金融有很多不让人做，那他就没法创新，只能是原来有一些垄断企业，很大垄断的企业一般来说都不需要创新，也没有创新的压力，所以要把这个进入的门槛大幅度的降低，让大家进来，让大家竞争创新。

黄益平：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提供我们的金融体系要改革，这个创新是很难通过银行贷款来支持的，为什么在硅谷，很多都是这个VC，都是PE，都是直接投资，因为你要承担风险，但是你要自己去判断这些风险才能做，银行的这个融资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金融体制需要大幅度的改变。

黄益平：第三个，最后一个当然是很清楚的，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不然的话一个人做出来，满大街都是了，就没有人再去做了，所以我觉得从总体方面来看，就是这三个方面的政策改变很重要，至于说政府采取一些特定的产业政策，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政府觉得我们以后新材料、新能源、环保这些领域，我们要大幅度推进，政府提供一些基础的这个支持，我觉得是可以的。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互联网，还有一些互联网思维，这个只是年轻一代特有的一些专利吗？

黄益平：说实话我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但我能看到的是互联网确实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从网购，从书店，从打车到我们的金融，它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且我们觉得，我能看到的就是互联网改变世界，改变生活，在中国体现得最为突出。

主持人：为什么是在中国最为突出？

黄益平：我举个例子吧，互联网金融我自己比较关心的，我觉得互联网金融或者是互联网技术，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发明出来的，国外已经有了，但没有一个国家，发展得像中国这样的兴旺，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人多，人多它可以允许你创造新产品，你可以试验新产品，而且我们中国人，整个在你看的你的智能手机上时间很长，就是这个潜在的市场已经非常大了，现在据说有6亿多部智能手机在全国，这样的话，它市场非常大，所以任何一个小产品，任何一个东西，只要占据一块，就有足够的市场，这个是得天独厚，在很多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条件。

主持人：那这个互联网金融这一块最大的风险在哪儿呢？

黄益平：最大的风险就是，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既不是互联网，也不是金融，那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互联网金融要做得好，他其实从技术上来说，它是两条，第一条就是给你这个通道，互联网移动终端，把大家都给连接起来了，它实际上解决了找到客户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大数据，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帮助你做风险定价，帮助你控制风险，所以实际上金融的问题，最后的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但是我们现在的风险是，很多人进去了之后，其实他并不了解什么是金融。

黄益平：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有两波发财浪潮，现在都已经过去了。第一波是早年国企改革的时候，第二波是房地产，现在两波都过去了，也许互联网金融是第三波，所以现在有钱都要往里头扑，但是其实大多数企业都没有那个资质，就没有那个条件能力真正去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对互联网金融本身的前景比较乐观，但我能看到这里头泡沫很多，有相当大一批今天被称为互联网金融的企业都可能要倒闭掉，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很乐观说大数据，大数据多好，大数据一拿来一分析，不需要到你们家去调查你的资产、你的信用，你的为人，因为数据全有了。但事实上，其实大数据在哪儿呢？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是为什么阿里巴巴做得比较好，蚂蚁金服做得相对比较好，是因为它已经有了这100万的中小企业在淘宝上的企业，和两亿五千万的这个个人消费者，在他的网上，几年以后，他已经有相当的数据可以分析了，而其他的很多公司，其实根本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