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角色大逆转的启示

中英角色大逆转启示人们：自由开放才会强盛

保护产权，自由开放会强盛，侵犯产权、闭关锁国会衰败，也许是习近平主席访英给人们最大的启示。

财知道：习近平主席近日访英被媒体形容为“超级访问”。很多人都在朋友圈转发一个段子，英女王问卡梅伦：“卡中堂，都谈什么了”？卡梅伦：“回老佛爷，洋人要来给我们修铁路了”。100多年间中英角色大逆转，这向我们启示了什么？

朱海就：保护产权，自由开放会强盛，侵犯产权、闭关锁国会衰败，也许是这一段子给人们最大的启示。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强国，与以洛克、斯密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自由开放，维护自由市场的体制的确立有很大关系。相比之下，在英国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757年，即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却开始了严厉的闭关，只允许广州一个口岸对外展开贸易。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还实施了“文字狱”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恶行，这与英国在八百年前就通过“大宪章”，限制政府权力，保护私人财产权形成鲜明对比。

在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社会逐步恢复到正常，人们自由行动，包括经商的权利有了相当的保障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才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高铁技术的发展正是得益于中国自由开放后形成的庞大国内市场，以及所产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如无这一市场基础，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高铁。但我们没有理由得意洋洋，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和市场经济相关的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和英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政府之间该怎么合作？

政府之间的合作，主要应该是制度层面的，即共同推进自由市场体制，消除阻碍贸易、投资的壁垒，减少交易的障碍，剩下的交给企业家去做即可。

财知道：中英双方签署多项协议，金额达到4000多亿，涉及核电、高铁等高科技领域，而且是中国向外输出。你怎么看？

朱海就：中英两国之间的合作非常引人注目，一个是发展中的大国，另一个是衰落的、步履蹒跚的发达国家，似乎都各有所需。对于两国之间的合作，人们也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对于政府推动的合作人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某种程度上也是重商主义，它和民间自发形成的合作是有区别的。

英国外交奉行“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英国人利用中国人、法国人的资金和技术，建造“地球上最昂贵的工程”，自己不掏一分钱，坐享其成，解决自己很多人的就业，何乐不为？但对中国的国企来说，却可能投资亏损。

比“走出去”更重要的是开放本国市场，比如对能源行业来说，开放能源市场，实现自由竞争，比能源企业“走出去”重要得多。有报道说以工业用电为例，美国的电费折合人民币0.38元/度，而中国每度工业用电的价格则在0.67元以上。一方面让国内企业承担高额的用电成本，另一方不惜代价“走出去”，这样“走出去”就变相地成了“转移支付”，变成了“对外援助”，可别拿中国老百姓的钱补贴他国居民。

政府之间的合作，主要应该是制度层面的，即共同推进自由市场体制，消除阻碍贸易、投资的壁垒，减少交易的障碍，剩下的交给企业家去做即可。

怎么理解“创新”？

创新应该是以“市场”导向的，不是“技术”导向的。创造价值才是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财知道：近几年高铁、核电已成中国新名片、新招牌，是否说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国企无法创新的说法不一定对？

朱海就：怎么理解“创新”？创新应该是以“市场”导向的，不是“技术”导向的。创造价值才是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那种创新没有任何意义。正是由于国企在发现市场机会的能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所以“国企无法创新”这一说法一般来说是成立的。

现在社会应该顺应分工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搞“技术的国家化”并不恰当，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国既有的成熟技术，造福本国居民。举国之力，自己开发某种技术，可能是不经济的，即便技术开发成功，但却损害了本国居民的福利，当然这种损害是“看不见的”。

竞争才是促进技术进步的最好动力，经济上合适的技术是被市场发现，并被市场证明的。政府首要做的，不是搞“技术的国家化”，而是促进有利于技术进步的竞争秩序，让更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在市场中冒出来。这些竞争中胜出的企业所拥有和使用的技术，才是真正利国利民的。假如政府不开发核电技术（如出口到英国的“华龙一号”），而是开放能源市场，那么在竞争中有可能出现很多本土化的能源技术企业，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能源市场，从而大幅降低本国居民和企业的能源成本。而一旦政府大规模搞核电，垄断了能源市场之后，就把这些本来可能出现的创新型企业挤出去了，当然本来可能出现的更适用的技术也不可能出现了。

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