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的座位上，坐得最久的是现在的尚福林。

五人的证监会主席生涯，浓缩着中国股市近20年的改革交错与情感冲击。

翻开历史的一角，从刘鸿儒1992年立志捍卫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开始，在他的3年任期内，中国股市经历了第一个大熊市，上证指数从1400点跌至300多点。在这一年，上交所于5月21日取消股票交易价格限制，仅3天，上交所的股票价格便均涨570%，最终促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并连续出台相关规定规范市场，中国股市随即冷若冰霜。

随后的周道炯显然肩负着恢复市场信心的重任，他的确做到了。在他的两年零三个月的任期内，中国股市产生了第一个大牛市，而这一牛市的引发则带有明显的政策市色彩，而这也被中国股市定格为“三大利好救市”，即“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和成立中外合资基金”，这使得上证指数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累计涨幅超过215%。随后，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开始对沪深两市实行涨跌幅限制，股市的一轮调整随之开始。

周正庆时代，中国股民经历了难得的“5·19”行情，在这个时期我国推出了《证券法》，与政策相比，中国的证券市场开始向法制化倾斜，这也为随后的周小川铺好了雷霆一击的准备。

2000年，周小川成为中国证监会新掌门人，在他同样2年多的任期内，证监会对银广夏、通海高科、麦科特、蓝田股份、东方电子等一大批违法违规上市公司立案严打，中国股民拍手称快却囊中羞涩。带着2245点的高位和一路下跌至1382点的遗憾，周小川去了新的部门。

尚福林来了。在这5个人中，尚福林也许占全了各种滋味，从熊到牛，再从牛到熊，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在如今这个时候，证券市场改革已步入攻坚阶段，是良药必然苦口，中国股民在修炼多年后已经有了这种心理素质，中国股民并非泄愤者，追求投资回报是正当理由，谅解也是基于双方的尊重，所以，如今的尚福林担子更重，需要把国计与“民声”进行更合理的对接，希望从他这里，中国股市可以回归“理性”，不再继续游走于两极之间。文/刘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