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纽约-伦敦轴心发展简史

London and New York are very special cities and in this sense they represent the two poles of a transatlantic metropolis.

——Sir Peter Hall (2003, p. 31)

美国曾经作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分支，纽约成为金融中心的根源实际在伦敦。贯穿19世纪上半叶的竞争，纽约最终赢得了国内金融霸主的地位。因为良好的区位，纽约成为欧洲和美国其它地区之间的贸易中介，后来成为英国资本进入美国经济的门户。19世纪，美国企业在推动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霸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如同伦敦促成了纽约的崛起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在纽约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英国的商业银行，如Baring Brothers和Brown, Shipley & Co. 那些没有意识到纽约-伦敦轴中心地位的财团，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另一些如摩根大通等逐渐超越，这部分在轴心中建立自己的业务并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尽管美国经济的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英帝国实力的逐渐下降给伦敦的地位带来冲击，但纽约始终没有代替伦敦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个中心之间的合作是强烈的，因为美国试图帮助英国恢复金本位制，通过维持低利率和人为地抬高美元英镑汇率。根据Michie的研究，这实际上助长了美国的放贷热潮，紧随其后的是大崩盘和大萧条，放慢了纽约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成长。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锲而不舍的恢复金本位制的努力，在服务伦敦金融城的同时却对英国制造也带来负面影响。

随着1933年大危机之后的金融监管加强，罗斯福新政，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IMF和世界银行相继成立，世界金融的“权力”从华尔街转移到了华盛顿。伦敦并没有任何蓬勃发展和持续繁荣的迹象，在英国和欧洲的经济衰退和二战的破坏中艰难挣扎。

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后期，西洋两岸，公共和国内金融超越了私人和国际金融，标志着纽约-伦敦轴心滑落到20世纪的历史最低点。纽约是一个规模更大的金融中心，但其金融影响力几乎完全局限在国内市场。重要的是，尽管华尔街的国际影响力被遏制，纽约的国内统治力却进一步巩固，证券市场监管促进了区域交易的消亡，同时以纽约为总部经纪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如美林。

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市场使纽约-伦敦轴心起死回生。首要的关键决策是1958年英格兰银行的协议：允许英国银行吸收美元存款，以及美元贷款。20世纪60年代末，80%的欧洲市场借贷是通过伦敦完成的。欧洲市场是由在伦敦的美国银行分行主导，这部分银行被排挤出美国，以逃避美国银行业的限制性监管。

正如Cassis所说：“美国银行业这样的立法加强了伦敦而削弱了纽约国际地位，美国的银行充分利用这种局势，占据了欧洲市场，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中。”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转向浮动汇率，这促进了外汇交易的繁荣，主要集中在纽约和伦敦。通过这种方式，金融控制力从华盛顿释放出来，但没有转移到纽约本身，而是传递到纽约－伦敦轴心，两个城市的整合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用Andrew Walter 的话：“伦敦重新成为国际金融业务的中心，但这些业务主要以美元为中心，主要参与者是美国的银行和它们的客户。”

Susan Strange认为：“鬼知道美国银行业的国际化会发生的这么快这么激烈，如果没有伦敦，他们还会坐在垫子上准备好等待？20世纪70年代，伦敦成为美国的银行在欧洲的中心，服务美国企业在欧洲的运营和回收石油美元。

20世纪70年代混乱后，80年新自由主义的实践，金融管制在美国和英国的放松使这个轴心持续繁荣。1986年伦敦的“金融大爆炸”，促使了新一波美国银行进入伦敦的浪潮。这也加速了从阶级文化从特权到灵活和更加开放的雇用做法的转变，使得伦敦更像是纽约。

金丝雀码头，一个新的黄金地段在90年代初开发并称为伦敦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由大型机构大多占据，运行更像纽约而不像传统的伦敦金融城（由无数的小金融机构组成）。

同一时期，日本东京开始挑战这个轴心，但它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与外资机构的联系相对较少。与华尔街和金融城相比，东京的投资银行家一直有种低人一等的感觉。1991年，东京的危机在房地产泡沫的重压下爆发，此后一直没有恢复。

1990年代和2000年代，欧盟不断加速的金融一体化进程巩固了伦敦作为大规模的金融业的中心和美国金融机构进入欧洲的门户。曾经有人认为法兰克福会对伦敦发起挑战，但这些观点低估了伦敦的金融统治力忽视了伦敦—纽约轴心的作用。伦敦成为欧元的金融交易中心。欧元区的建立到来了并购浪潮为伦敦投资银行带来利润丰厚的交易。

911后的安全问题，萨班斯法案颁布后美国更严格的报告要求，进一步加强伦敦在纽约-伦敦轴上的地位。但是，纽约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金融中心，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的废除，为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发展铺平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一直持续到全球金融危机。

纵观历史，纽约-伦敦轴的发展一直由强劲的共性和互补性支撑。这两个城市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法律，以及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商业和金融的自我监管信仰的沃土，以及面向股东而不是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和会计标准。

纽约和伦敦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实践基地（旁边是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纽约和伦敦形成了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金融轴心。它们的政治、文化和商业精英互动密切，促进了一个融合伦敦和纽约的生活方式。随后发明了术语NY-LON，新闻周刊的文章指出：NY-LON，与单独的纽约或伦敦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工作、娱乐在这两个城市，好像他们已经合二为一。

纽约和伦敦之间的共性让金融企业和专业人士几乎在两个中心之间无缝移动，降低相互作用的成本，同时两个城市的互补性创造机会，使互动变得有利可图。纽约控制着全世界最大和最具流动性的国内金融市场的入口，伦敦的地理位置，政治和历史地理学意味着进入一个不同的时区，欧洲市场和全球网络（例如印度、香港和澳大利亚）英联邦的遗产。

在伦敦美国的银行可以雇佣讲法语和德语的专家，因为这些专家想尽量靠近母国。利用其庞大的流动的国内市场和金融工程人才的智库，纽约引领全球金融创新。主要的对冲基金、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都来自美国。全球证券交易市场的大多数新产品和交易方法出自纽约。

随后，伦敦成为一个专门的中心，金融公司（美国的银行领衔）在此适应金融创新，以促使这些创新从美国传递到国际市场。许多来自美国零售银行业务的创新，包括数据处理中心和电话银行，已经通过伦敦传播到欧洲其它地方。

伦敦和纽约之间的连接同样需要物理的基础设施。其它任何城市都没有如此密集的网络光纤线路，超多的定期航班和信息传递连接。正是两大金融中心的共性和互补性的融合推动纽约和伦敦在全球城市和金融体系中的联系的作为顶级中心的共同演化。

来源： Dariusz Wo ́jcik（2013）The Dark Side of NY–LON: Financial Centre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Urban Studies，50（13

来自作者新浪微博：@牛津-小裁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