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已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上）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版）》2015年第9期和《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9期。作者授权凤凰财知道发表，因原文篇幅原因，分上下文发表，此为（上）。明日发表（下），敬请期待。

从2008年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一个要中低速度增长的发展阶段。什么原因是速度突然放慢？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刘世锦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按照其他先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增速自然而然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欧洲和德国，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是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的。因而，大多数国家人均GDP到11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时候，基本上是从8%的速度进入中低速。中国经济处在由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 【1】。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高速增长回落后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者6-7%之间【2】。 这种观点的叙述是，中国经济的基数已经很大，劳动力成本很高，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约束不断增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也到了11000美元的增长速度发生转折的时候，过去8％以上的高速增长难以维持了。其政策含义是，从未来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拉到高速增长的格局上来。所以，宏观经济政策要淡定，保持这种7%，以及7%以下的中低速度增长，将进入常态化的格局。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为什么跌入了中低速度，最基本的原因并没有被触及，也没有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来源进行较为透彻的分析。

中国经济突然失速，就深层次看，只有从人口增长放缓，结构老年化，流动不畅，劳动力供给减少等角度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因果结论。

理论和重大决策方面的失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对人口生育和增长自动的抑制作用。人口增长实际上是一个倒U型曲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育及抚养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发挥着调节作用，就是政府不干预，最终还是会进入低增长的转型阶段。没有考虑技术进步会扩张一定时期规模还在增长的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创新挺过工业化前中期人口增长过快的艰难时期；没有考虑中国可以以人口为基础形成人力资本、制造、创新等比较优势，在保证基本自足和食用安全的前提下，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来平衡人口吃饭需要。

将人口计划到适度人口规模的生育政策，人口流动方面户籍迟迟没有放开，加之农民几乎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城镇房价太高，以及不向他们平等地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城市化进程也基本陷于中断。然而，这种人口生育和流动实行集中计划和管制，与物质生产、分配和消费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相冲突的政府干预，后果必然是一种相互扭曲带来的损失和风险。

中国失去了10到15年高速发展的时间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切经济活动，都以人的生活和发展为基础。人口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必然要影响到一国国民经济的繁荣和增长。

1、国际数据：人口增长转型与经济增速放慢

人口生育率，人口增长速度，甚至负增长，与人均GDP和经济增长速度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一般来说，生育率越低，人均GDP水平越高；而人口增长率越低，甚至负增长，则经济增长速度也越低。本文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208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横截面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先来看人口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其散点图为：

图1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链接：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all

除去极端的数据，一般来说，人口增长率高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也高；反之，人口增长率越低，或者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低。其数学关系式为：

rGDP=7.629rpop-6.846【3】

rGDP为GDP增长率，rpop为人口增长率，单位均为%。

不同发展水平的横截面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数据，也可以表现动态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从经济不发达到经济发达状态有关数据的变化。中国2013年的GDP增长率为7.67%，按照回归的模型，对应的人口增长率应当是18.9‰，但实际的人口增长率只有4.9‰。可以解释为，或者人口以外需求、投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较大；或者GDP增长统计数据有误差。但是，从一般人口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匹配关系来看，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推动，由于超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基础性影响，中国经济跌入中速和低速度增长区间的压力很大。

再来看生育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其散点图为：

图2 生育率与人均GDP水平关系散点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链接：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all

从图2可以看出，人均GDP水平越低，生育率越高；而人均GDP水平越高，生育率水平越低。总和生育率随人均GDP的增加而降低，但人均GDP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一个中低水平的稳定状态上。人均GDP的临界值约为10000美元，其人均GDP<10000美元时的散点图为：

图3 生育率与人均GDP关系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链接：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all

对人均GDP<10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回归，其生育率与人均GDP水平的数量关系为：

FERT=4.25-0.0003345×PGDP【4】

FERT为总和生育率，PGDP为人均GDP，单位为美元。

人均GDP每增加1美元，总和生育率降低0.0003345。我国2013年人均GDP为6807元，按回归方程可得应有的总和生育率为2.24，但实际仅为1.6左右（世界银行数据），远低于应有值。如果按照从8%的经济增长速度跌下来的2011年的人均GDP5414美元计算，当年总和生育率应当为2.44，但是，201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左右。数据表明，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其发展水平与生育的关系为，富了以后，少生孩子；而中国是还没有富，就少生孩子了。

2、失去了向发达国家跨越最宝贵的10到15年

欧洲、俄罗斯和东亚一些目前人口已经低生育、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国家，许多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或者只实行了指导性计划生育。他们的人口增长率，从高到低是一条较为平滑下降的曲线。中国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中低出生、低死亡和中低增长转型，但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生育，由政府集中计划管理和市场直接和机会成本机制双重调节。其结果是，人口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一度反弹后，比欧洲、俄罗斯和东亚日韩台等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和人口增长速度提前进入低水平区间，形成发展中超低生育造成的人口坑。如图4中由人口增长正常下行曲线与超低下行曲线所围的区间表达的计划生育人口坑。

图4 计划生育人口坑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注：竖坐标单位分别为人口增长‰、经济增长%。

较高人口增长下行实线表达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状况，虚线表达中国的人口增长下行曲线；台韩分别从20世纪50和60年代起的经济发展，从GDP增长8%的速度跌下来的年份分别是2003和1998年，高增长了42到47年；而中国如果从人均GDP200美元的1978年后算起，8%速度以前经济增长的时间为33年，我们与之相比高增长的发展时间短了接近10到15年。

而2011年时，从人口结构的中位年龄看，已经与富裕起来2002年的韩国和1997年的台湾相当。由于计划和市场对生育的双重调节，导致人口结构中低龄部分相对少，造成2011年时，65岁以上人口比例比韩国和台湾从8%经济增长速度跌下来的年份还要高1.7到2.7个百分点。实际上，中国大陆与韩台从人均发展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关系看，前者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而后者则是，先富后老，先完成工业化，后经济增长才进入中低速度区间。

注：数据根据三地统计局网站进行采集、计算和整理。

各阶段程度不同的计划生育，致中国在从中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发展中，失去了高速增长最为珍贵10到15年的时间。一个国家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进程中，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最为关键。中国2011年人均GDP为5414美元，如果国民经济以8%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14年，GDP规模应当是737441万元人民币，人均GDP为8696美元。而中国2014年GDP规模为636463亿人民币，人均GDP为7500美元。GDP总规模少了1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减少近1200美元。2011年由于人口相对萎缩造成的经济下行，已经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也说明，人口萎缩和老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陷阱已经开始显现。

如果人口到2020年以前，以8‰的速度增长，人口能顺利流动，并正常推进城市化进程；假如2011年以后GDP平均以8%的速度增长，即使汇率不变，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155美元，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到后工业社会，进入新兴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如果8%的速度再一直增长到2025年，按2014年不变汇率，可达到19000多美元。发展水平与2014年的捷克、爱沙尼亚、希腊、葡萄牙等国家相当，接近于我国台湾地区2014年的发展水平。可以看出，人口急剧萎缩和老龄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一定程度的中断，使中国失去了10到15年非常关键和最为宝贵的跨越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人口增长过程是正常的，在人均GDP5000美元到12000美元间，在人口低生育率和低增长之前可以加速冲过去。但是，现在看来，冲过去的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计划生育导致经济衰退的经济机理和过程

目前，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种偏颇可能是，观察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学者们，忽视了人口增长和结构对此的影响；而讨论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学者，对人口变动本身，或者其与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考虑较多，而对其变化可能深刻地影响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讨论，有所不足。

我们仔细观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图5，就会发现，人口增长的上升和急剧下行，在20年后，开始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和下行。1978到1987年，人口增长率从11.80‰加速到1987年的16.61‰，经济增长率在1998年的7.8%，持续上行，加速到了2007年的最高点14.2%；而1987年后，人口增长率从16.61‰急速下降到1997年的9.2‰，经济增长率则从2007年最高速的14.2%下行到2014年的7.4%。

图5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

那么，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哪些内在的传导影响呢？人口规模增加，消费增加，影响的是GDP的规模；而人口增长速度，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也会连续地影响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强制性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缺陷，只能调减新出生人口，以控制人口规模，而无法对不同年龄人口比例进行均衡的调节。简言之，有计划而无比例。其结果是改变了中国人口结构，除了1962年以后高生育率年份外，人口老中青少幼婴年龄分布，逐步从下大上小变成上大下小的五星结构。

图5 人口结构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计划生育造成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行和人口结构下部萎缩。

由于1991年起人口生育率从替代率2.0，下降到2010年的1.18。人口在未来很长时期中，如果不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动态变动趋势是，婴幼童少青中年持续减少，老年人口持续增加。这样一个五星结构中下部人口逐步减少萎缩的趋势，对长期的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有什么影响呢？这里进行内在机制的数理描述和含义分析。

2、生育管制对实际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过程

上面我们从数理关系上描述了人口生育、增长，特别是结构变动，对产出的影响。这里，我们从有关投资、消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及实践观察，进一步加以讨论。

（1）人口变动与消费相对收缩

从消费增长的数据看，2008年到2014年，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分别为21.6%、15.5%、18.3%、17.1%、14.3%、13.1%、12%，2015年5月，增长10.1%，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5】 如果从曲线和数据进行对比，消费增长下行数据与前一时期人口增长下行曲线和数据是相关契合的。

中国人口五角形结构逐步从向下小上大变化，影响到国民经济，先是0—14岁人口逐步减少，可能幼儿奶粉、幼儿园（国内幼儿园短缺是政府对其准入管制造成的）、玩具、童装等消费需求逐步萎缩；后是小学教育萎缩，小学校逐步过剩；再后来，中学，甚至大学教育需求，会逐步萎缩。

从表2的数据看，普通小学在校生，从2006年的10711万，下降到了2013年的9306万，7年间减少了1405万；初中在校生从2006年的5937万，下降到了2012年的4763万，6年间减少1174万人；而普通高中生在校人数也开始下降，从2008年的2476万人，减少到了2014年的2400万人。而相应地学校数量也呈减少趋势。2013年与2006年相比，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减少了128110、7786和2801所。当然，也有学校调整结构和优化合并的因素，但是，入学年龄人口规模萎缩，是小学和中学学校数量减少的基础性原因。

表2 中国小学、初中和高中学校数量减少趋势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

人口在高增长时，其劳动力增加所得的收入增长，其生活消费也在相应地增长。而人口增长趋缓，特别是青年人口规模下降，导致消费增长速度放缓，甚至有的方面发生消费萎缩。如服装、耐用消费品、汽车和住房等消费，中低龄人口规模下降，童装和时尚服装需求就会减少；耐用消费品家庭购买饱和，其生产也会增长幅度下降，甚至负增长；而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数供给过剩，除了因土地财政而前多年开发过多外，婚龄人口2015年到最高峰后呈下降趋势，住宅刚性需求减少，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人口变动与投资增速下行

人口相关方面需求的减少，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从投资和建设方面看：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大学，住宅，工厂、商店、银行、公共服务楼，医院，养老院等等，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化，将出现一波过剩，一波建设兴起，随后又一波过剩。有的需要拆除，有的需要转变用途，而新建设施，除了旅游、养老院、医院等会增加投资建设外，其他设施再加大投资的社会需求逐步不足。从2007年开始，到2014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24.8%、25.9%、30.0%、23.8%、15.9%、20.3%、19.3%、15.3%；2015年1到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继续回落，同比名义增长11.4%。 【6】

以人口数量为基础的家庭对住房的需求，是推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装修、耐用消费品和其他家用消费的增长来源。但是，中国目前城乡住宅的供给已经严重过剩。1991到2012年底我国城镇住宅竣工累计套数，加原有存量，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 【7】2013到2015年一季度，商品住宅竣工面积18.2亿平米，约合1820万套住宅，城镇中有70亿平米的小产权房，约合7000万套。考虑城镇建设的保障房与拆除房相抵。城镇总计有住宅30820万到33820万套。2015年3月末，还在施工的商品住宅面积，还有407713万平米，如果竣工，还会增加供给4077万套。届时将有34897万到37897万套住宅。【8】

这里，我们先不考虑未来再增加的住宅。因农民工在务工地购买住宅的不到1%，【9】 在家乡附近城镇购买住宅的大约在14%左右。除去他们购买的1500万套，还剩余29320万到33320万套。城镇居民按照1.5亿户计算，平均每户口可摊住宅1.95到2.22套。按照城镇居民人口中，21%有多套房，66%平均一套房，13%无房租住计算，【10】 目前已有的2.93到3.33亿套住宅存量，减去1500万被农民工买去的住宅，再估计未销售的空置房有1000万套，城镇居民中有1套房的9900万户，无房租住的1950户，多套房的3150户家庭拥有5.37到6.63套住宅。城镇住宅明显供给过剩和拥有不均。

人口增长的放缓，特别是结婚成家人口开始减少，加上独生子女的多套房和老人去世后空出来的房，使住房的需求可能会相对下降，导致住宅投资增长率从2010到2015年1到5月，呈同比33.2%、27.9%、16.2%、19.8%、10.5%、5.1%的下降趋势。

（3）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出口的下行

就有关数据看， 2012到2014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减少了345、244和371万人。【11】 劳动力人口增长幅度的减缓，直到绝对数量下降，比同期减缓或者减少了可投入经济创造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劳动力的供应，导致珠三角、长三角、东南沿海等地制造业招工难。

图7 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增长率

资料来源：彭文生：“人口结构的宏观经济含义”，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1年5月9日。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下行，使其成本上升，提前失去了制造业产能在国际上竞争的成本优势，导致出口需求对增长的拉动力下降。

表3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上涨趋势对比

（图表可点击放大观看）

数据来源：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出版的《中国景气月报》，2015年第2期。

2014年城镇居民平均工资为2002年的3.25倍，而进城务工农民工工资则为相比同期的4.48倍，增长较快。造成中国2008年以后出口增长速度放缓，除了美国次级贷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造成的欧美需求相对减少，中国本身农民工劳动力供应放缓和减少，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南亚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上升，一部分劳动密集产业转移东南亚和非洲，产品竞争力下降，是关键的因素。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增长速度2006—2014年分别为23.86%、20.57%、7.30%、-13.72、30.46%、15.15%、4.97%、6.00%、6.10%，2015年1到5月出口增长0.8%。 2008和2009年出口的下降，部分是由于美国次级贷危机的影响所致。从图8也可以看出，2007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总的还是反映了劳动力人口萎缩并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的因果关系。进出口总值占GDP比例的下降，其背后实质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的下降和负增长。

图8 中国进出口总值占GDP比例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年度发布的数据。

一般研究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以及国民产出乘数和加速性上行和下行时，暗含的一个假定是，人口变量稳定和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综上所述，这几年的经济持续下行，是由于在整个国家资源配置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却采取了对人口生育的行政计划管制，使人口生育和增长受到市场和计划双重力量的调减，导致了人口生育和增长的急剧下降；同时，人口流动方面的管制和土地等改革迟缓，也导致了城市进程的基本中断。其经济后果，就是今天消费、投资、出口的相应下行，形成国民经济人口萎缩和流动不畅性的衰退。

人口流动方面的障碍也导致了经济的下行

林毅夫先生是特别强调城市化对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还有推动力的学者。他认为，到2049年时，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4-5万美元的水平，城市化率水平达到75%，未来人口达到2000万的城市会越来越多。中国经济还会以8%的速度，增长15到20年时间。 【12】他还比较到，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5%左右，应该还有国民经济长期高增长的潜力。

但是，中国在发展的体制、结构和过程上有其特殊性，其决定了中国城市流程的扭曲性。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从1949年起，有两段截然不同的过程，一是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经济模式，二是从过去的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人口流动管制政策、土地制度、地方财政体制等等，与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差别很大，今天经济运行和结构之后果有密切和深深的过去体制和政策历史的原因。

中国人口的户籍管制和城乡分割，使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没有城市居民户口，在许多职业选择、购车购房、子女教育等方面不能准入和受到歧视；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目前的土地征用体制下，农民得到的只是很少的补偿，而得不到耕地、林地和宅地等土地财产性收益；微薄的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使大部分农民不可能具备在城镇购买住宅的支付能力；土地财政和垄断买地，又使房价奇高，农村农民和进城农民工收入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10到17；进城农民工在许多方面享受不到向城镇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些都是农村人口最终定居性迁入城镇成为城市人口的多方面障碍。

图9 中国流程扭曲的城市化

数据来源：上图中1%为2013年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研报告；14%为作者估算。

中国城市化与世界一般国家正常城市人口流动不一样的是：正常的流程，是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人进、就业进、居住进、教育进、医疗和养老进，其他公共服务进，终身进，绝大部分会成为永久工作、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中的市民。而中国即使2014年达到54.77%的城市化，也是一种20%左右外出农民工及其家庭常住6个月以上在城镇中打工而已。实际上是大部分农村人口青年时期向城市化流动集中，老年时逆向流回乡村的扭曲性过程。

这种85%的农村进城人口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的流程，对于经济增长来讲，失去了建设住宅、装修、购买家具电器、生活方式和水平升级等等的需求拉动，而且老年后回农村这部分人口，边际消费率低，其消费水平是城市水平的25%到33%，形成2—3亿人口左右的巨额消费塌陷区。因此，如果没有大力度的改革，说城市化还可以强劲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城乡人口和经济流程。以人口城市化为契机，以他们进入城市居住的房地产产业为主导，在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过程中，持续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似乎已经严重受阻。

【1】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2011版。

【2】刘世锦：“以深化改革开启经济增长新常态——近中期中国经济形势展望”，2014年3月20日。

【3】P值=0.000，调整的=0.16，RGDP的p值=0.000，显著。

【4】P值=0.000，调整的=0.4269，PGDP的p值=0.000，显著。

【5】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各年社会和国民经济统计公报，以及统计发布。

【6】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各年社会和国民经济统计公报，以及统计发布。

【7】陈永杰：“我国户均住房超1配”，2013年04月12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统计发布。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统计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10】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甘犁等：《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4年5月20日发布，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网站，chfs.swufe.edu.cn。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12】林毅夫：“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记者成希报道，《南方日报》，2013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