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商不奸？日本商业之父：商乃仁业！

“坦率地说，论及商业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没有人能超过涩泽荣一。他是明治时代伟大的奠基者之一。他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到，经营的本质是‘责任’。”这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其经典巨著《管理》中对涩泽荣一的评价。

涩泽荣一，日本近代著名实业家，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出身埼玉县的豪农家庭。早年曾参加尊王攘夷活动。1868年创办日本第一家银行，1869年到大藏省任职，积极参与货币和税收改革，1873年辞官，任日本第一国立银行总裁，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确立了他在日本实业界的霸主地位。在实业思想上，他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欧美的经济伦理结合，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也就是道德与利益相统一，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者的精神领袖。

涩泽荣一是朱熹之后《论语》最重要的阐释者，一扫宋学之高蹈空疏与汉学之饾饤琐碎，使孔子思想回归生活日常，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他主张将《论语》作为经商和立身处世的准绳，打碎了无商不奸、言利即耻的千年道德枷锁。

《论语与算盘》是涩泽荣一影响最广的作品，这是他多年以来在学校、慈善机构以及商会、协会所做演讲的合集，主题涉及青年立志方法，如何应对逆境，正确的工作态度，保持精神年轻之法，金钱观，对商业道德教育的关注，对慈善事业和履行社会义务的鼓励，对教育制度的思考甚至如何尽孝等，包含了他多年的人生经验和处世智慧。

涩泽荣一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之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

以下摘自《论语与算盘》

《论语》与算盘，似远实近之物

《论语》是孔子的学生们编撰的著作，该书记录了孔子的言行，对于后世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人们即使没有读过，也多半听说过其中的只言片语。《论语》与算盘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将两者相提并论，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是我始终相信，用算盘经商要依靠《论语》的指引；同时《论语》的思想也要依靠算盘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财富。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似远实近。我年满七十岁的时候，有位朋友送给我一本画册， 其中一页上画着《论语》和算盘，另一面画的是一大一小的礼帽和红色刀鞘。有一天，学者三岛毅先生来我家造访，看到这幅画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是研究《论语》的人，而你是专攻算盘的人，既然连你这个拿算盘的人都如此认真地读书，那么我这个读《论语》的人也必须研究一下算盘了，你我二人一起努力，让《论语》与算盘密切地联系起来。后来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论述《论语》与算盘的关系，举了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证明道理、事实和利益必然是一致的。

我一直认为，人必须抱着巨大的欲望，全力谋求利益，才能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那些追求不实际的理论、爱慕虚荣的国民，不可能推动真理的进步。因此我希望，那些在政治界争权夺利、在军界专横跋扈的人都尽量收敛，致力于增强实业界的力量，也就是生产物质财富，如果做不到的话，国家就无法富裕。而说到致富的根源，那就是根据仁义道德的原则，以正确的道理创造财富，唯有如此， 这种富裕才能永远维持下去。所以我主张，如今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将看似毫不相干的《论语》与算盘联系起来，让它们共同发挥作用。

士魂商才

以前，平安时代的菅原道真提出过“和魂汉才”的说法，我认为很有意思，就据此提倡“士魂商才”所谓的和魂汉才，其根基必然是日本人所特有的日本魂。不过由于中国这个国家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又出现过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贤者，在政治、文学及其他方面都领先于日本，所以在这层意义上，日本必须学习古代中国的文化和学问，培养自己的精神文明。中国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博大精深，著作也不计其数，不过其核心是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另外还有《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书籍，记述了大禹、商汤、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的事迹，相传这些作品也都是由孔子编定的，因此孔子成了汉学的中心，提到汉学就离不开孔子的学问。《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书籍，自然深受菅原道真的喜爱。据说在应神天皇时代，百济的王仁向朝廷进献过《论语》和《千字文》，菅原将其抄录了一遍之后供奉在伊势神宫，那就是世间现存的菅原版本《论语》。

士魂商才也有着同样的意义。当然，我们为人处世必须具有武士的精神，然而如果仅有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无法自立，就容易招致灭亡，因此士魂是离不开商才的。关于士魂的培养，书本上有很多内容可以借鉴，而我觉得，养成士魂的思想底蕴终究还是在于《论语》。至于商才，也可以通过《论语》来充分地培养。或许有人觉得，谈论道德的书籍与商才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所谓的商才原本也是以道德为根基的，如果商人背离道德，欺骗、浮华、轻佻，赚取不义之财，那只是玩弄小聪明，绝不是真正的商才。因此我主张商才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应该靠论述道德的《论语》来培养。此外，虽然为人处世之道相当艰难，如果熟读《论语》，仔细品味其中的内涵，就会领悟到许多人生的至理。所以我毕生都遵从孔子的教诲，把《论语》当作处世的金科玉律，从未离开过案头。

我国也有许多贤人豪杰，而其中既擅长带兵打仗、又精通处世之道的，要数德川家康公。正因为他深谙处世之道，才能够威服众多英雄豪杰，创下了德川幕府十五代的霸业，让后人得以在两百多年间高枕无忧，实在是伟大的人物。这位善于处世的德川家康公，曾经留下过各种各样的遗训，比如《神君遗训》就充分地检释了我们的处世之道。我把《神君遗训》和《论语》对照着阅读，惊讶地发现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可见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出自于《论语》。例如《神君遗训》中说：“人之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行远道”，这与《论语·泰伯》中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思一致。

此外，“责己不责人”是化用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句子；“不及胜于过”与孔子“过犹不及”的教导（《论语·先进》）是一致的；“忍耐为平安长久之本，怒为大敌”，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的意思；“人当有自知之明，如草上之露，重则坠落”，是让人安分守己。还有“若以不自由为常事，即可知足，心中若生奢望，则回想穷困之时”，“知胜而不知败，终致其害”等等，在《论语》的各篇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

由此可见，德川家康公的处世技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论语》，从而开创了两百多年的宏图霸业。

世人认为，汉学的教育是肯定禅让讨伐，不符合日本的国体，这种说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要看过《论语·八佾》中的一段就可以明白，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乐描述的是尧舜的事情，尧欣赏舜的贤德，于是让位给舜，因此歌颂此事的音乐也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而武乐描述的是西周武王的事情，虽然武王有贤德，但是他用兵讨伐纣王，通过革命夺取了帝位，因此孔子说歌颂武王的音乐没有达到至善。显而易见，孔子是不赞成革命的。话说回来，讨论一个人物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他的时代背景，孔子是两千多年前的周代人，不能露骨地批评周朝有多么不好，所以只能用婉转的表达方式，说尽美而未尽善。遗憾的是，孔子既没有见过日本，对日本这种万世一系的国体也一无所知，假如他在现代的日本出生，或者来到日本，耳闻目睹我们万世一系的国体，将会发出怎样的赞叹呢？他肯定会表达更高的赞赏和尊敬，像韶乐那样的尽善尽美已经不足以形容了。世人谈论孔子的学问，必须先认真探究孔子的精神，也就是说，以入木三分的敏锐眼光去考察，否则就有流于皮相的危险。

因此我认为，要学习处世，首先应该熟读《论语》，才能不误入歧途。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有各种新的学说从欧美国家传入日本，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新的学说实际上大多是老调重弹，是东方人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阐述过的内容，只不过表达的方式比较巧妙，或者容易让人接受而已。欧美诸国的进步日新月异，我们有必要研究那些新事物，但是同时也不可忘记，在东方自古流传至今的传统之中， 也有不能抛弃的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