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楼应该怎么建？

中央政府一直在探寻如何遏制地方政府热衷于基础建设引发的困境，甚至已经开始借助卫星图像发现边远省份的非法建筑项目。但是前者过去常用的行政性指令──下令国有银行停止贷款、限制土地出售以及暂停政府对大型项目的批准，不再像以往那么有效，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者早有应对之术了。

已有“热心人士”为对付这些情况而“出谋划策”：制订相关法律严格控制政府机关办公采购，行政大楼建设和内部改造必须经上级人大批准；立即停止对政府大楼项目的审批；制订政府办公条件标准，严禁超标准采购和建设；立即制订计划，有计划地变卖现有的超标准政府大楼，变现收入应用于改善医疗、教育和科研等等领域条件；对违反规定的有关责任人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情况也许不再那么简单，因为建盖政府大楼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和需要了。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程度，很难靠政府指令进行调控。蒲勇健说：“现在，中国高层领导人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是如何让那些执行其具体政策的下级官员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整顿楼堂馆所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2003年以来这一波兴建豪华办公楼的风潮却与规范政府收入和支出有关。任建明认为，灰色收入透明化以后，钱用不出去，相关单位就把收入用来盖办公楼和购置办公设备。

一些地方政府能够斥巨资来建豪华办公楼，监督缺位的原因是显然易见的。政府对大量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是在人大监督之外的，人大无法监管预算外资金，监管上的缺失使得地方的一些领导官员“放开了手脚”。而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地方行政管理比较透明，例如从法国财政部的网站上可见一斑：任何人可从网站上查到所在市镇、省和大区一年的收支详情。

“问题的症结似乎已经找到。”蒲勇健说，“政府的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必须要纳入人大和社会的监督视野之内，特别要真正赋予人大监督权和决定权。”

在许多人看来，清理政府机关豪华办公楼的实质应该是究责。尽管媒体对于各种政府豪华大楼、工程曝光不断，但是却很少有官员为此而承担责任，无论是下马还是检查。与此同时，各种被曝光的地方政府却不断为豪华大楼“找出合理的建造理由”。

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最近也披露，2003年以来仅基建审计就核减工程款550多亿。